屁股决定脑袋，张林本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会对“志同道合”者另眼看待。不过光有这一批人不够，还需要在民间大力支持。
七月初，京师杭州郡中出现了第一家由朝廷主办的债券交易所，把商人们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下放到民间。
在经过两年的经济发展下，商人们手中有很大一部分闲钱，一部分转移去了新型的沿海渔业，一部分往北跟着朝廷工业带和工业区喝汤，但还是有很大的闲置资金。
在这样情况下，为了把商人手中的闲置资金利用起来，债券交易所成立了，有志于“创业致富”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有家产的百姓可以在交易所中办理“贷款”事宜，百姓们以高于朝廷银务署储蓄利率购买债券获得创业资金。
当然，审核也是极为严格的，必须有完善的户籍资料和房产抵押，还得当地街道的官署提供证明文书。
这部分用于债券形式交易的资金虽然是从银务署出纳的，但却并不属于财政范畴，乃是商人们的“活期存款”和短期“定期存款”，朝廷只是作为中间人，利用国家公信力为拥有闲置资金的商人们解决了一个投资渠道而已。
这对商人们并不是不可接受，毕竟新朝廷还是很诚信的，有朝廷担保背书，他们也不怕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毕竟对他们来说，相当一部分人是宁愿把钱存在银务署里吃利息，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几千里外投资经商的。
这个安居乐业的传统习俗一时间没办法扭转，朝廷也不好强派这批人一定要出去闯『荡』，只能是采用间接手段把他们的钱调出来，支持愿意离乡背井出去打拼却没有本金的人。
江浙一带本就是商业思想比较开放，有志于当“富一代”却苦于本钱不足的百姓大有人在，债券交易所经过宣传后，开门第一天就放出去了接近一百万元的债券。
凭着债券，拿到投资的百姓可以尽快去银务署办理手续把钱取出来，想做什么买卖就尽快干起来吧，毕竟是要收1.85%利息的。
由于江浙一带的很多行当都被充实，拿到投资的百姓当然不会犯傻跟本地大商人们竞争，在商务总署的安排下，带着优惠的政策很光棍地前往西部、北部做买卖开厂或者圈地开荒。
商务总署也做出承诺，『政府』采购项目将会匀出一部分下放给他们，至少三年内不必担心货物卖不卖得出去。
对于肯购买官田圈地开农场的人，种植小麦、苜蓿、芝麻、胡椒、胡萝卜、石榴西瓜、黄瓜、芒果、哈密瓜、葡萄、香菜、大豆、葱蒜，畜牧羊、牛、马、驴、骡、猪、鸡鸭鹅等畜牧的人，朝廷更是减免他们一部分赋税，订单大大地有。
西部和北地很多荒田，因为其地工业区和工业带建设后，百姓们觉得耕地没有进工厂赚的钱多，相当一部分百姓从农民把田卖给官署，搬入城镇全职转变为工人成为城市居民。
毕竟北方的土地若是单轮粮食产量，是比不过南方肥沃良田水田的，更何况现在粮价还这么低。
这个时代还处于手工生产主流的时候，能用到机器的工厂毕竟很有限，对劳动力还是很稀缺的。
事实上，张林一开始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没想到在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尤其是农政改革后，南方的粮食会增涨爆发出这么大的产量。
果然啊，在没有内部动『乱』的情况下，这片辽阔土地若是偏重于农业生产，买足一亿人口的吃饱问题太轻松了。
难怪后世我大清能在明末烂摊子基础上，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只短短一两百年后，很快就把人口从两三千万爆到了四亿多。这一部分归结于南美作物玉米、土豆、红薯等的引入，但其实那个时代中原只要不战『乱』，南方一年两轮甚至三轮的水稻产量是很可怕的。
从农政总署调查走访的结果来看，农场确实要比农民个体田更具有优势，把劳动力集中起来规划使用比农民各干各的要好，尤其是各大乡镇村都被强行建设了蓄水渠、公共厕所、畜牧粪便厂和草场仓库，田地也得到有效的滋养改善。
说起水利建设，一部分是当地乡村镇自发组织人手，一部分是当地常备军士兵的功劳。尤其是后者，是计入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
常备军士兵基本都是当地人，因此对建设家乡也没有太大的怨言，尤其是干活之余受到亲戚乡人的“款待”和称赞，他们自己也获得极大的虚荣心。
话回正题，经济放缓的一部分原因是战争导致的闭关锁国，一部分则是国土面积和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匹配。
如果增加劳动力，一部分是改变劳动力做工模式，就比如农场、工厂流水线、器械代替人力等方式，一部分是战争中掳劫回来的战俘，另一部分就是加强新生儿的成活率。
这个时代受到医疗水平的限制，孩童死亡率是可怕的30%左右，也就是说，十个新生儿，由于各种孩童疾病天花、伤寒等等，能活过七岁的孩童只剩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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