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
而陕西那边，商品经济脆弱，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还得供应边镇军粮。这些穷地方，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一遇天灾，就会造成大量流民，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就出现了！
王渊对常伦说：“赋役定额之后，永世不变，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
常伦瞠目结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该交多少税，官员可以胡乱制定，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
而且，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官府必须扩招文吏，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时间越往后推，御史越不愿查账，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
这种搞法，别说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
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县的情况，制定一个赋役额度，取消全部杂项名目，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相当于农业税、人头税、杂税，永世不变，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
至于百年之后，自有君臣去想办法，关他王渊屁事！
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制定无数条条框框。结果呢？条条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赋役越来越少，征收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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