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县、丰县、沛县，这是日军布置的三个前出据点，并以这三个县城为堡垒，构筑了一条由西至东的防线。这道防线又与西面的成武县、定陶县、荷泽连接，阻遏着新七军北上的道路。
按照常理，日军认为新七军如果有所行动，也必然是围绕着单、丰这两县展开，沛县几无可能。因为沛县东面是微山湖，北面是鱼台县，西面是丰县，进击沛县等于是置身于三面围攻之中，违背军事常识。
但新七军却偏偏就走出了这有违常理的怪棋，一举摧毁了丰、沛两县之间的重要据点栖山镇，从这个突破口，一夜之间涌进去一个师两万余人，一部直扑沛县，其余部队则在沛县周边展开。而独立旅则在栖山镇继续固守，西挡丰县，并继续撑开着进入敌占区的大口子。
因为有骑八师镇守龙亢，第二十六师和警备旅戒备萧、宿之敌，得以让新七军抽调出第二十七师，大军秘密集结于北线，伺机出动，对单、丰两县的敌人予以猛烈打击。
日军的第二个判断失误，则是没有想到突入腹心的竟然是一个师两万余人的大部队。郭松林除以一个旅包围沛县外，其他部队则在沛县周围的十几个村镇以团为单位展开，力求最大限度地隐藏实力，加深日军的错觉。
新七军的奇招突出，令日军在战略上的判断也出现了错误。他们没想到这是新七军大举进攻，要围歼湖西地区日伪军的前奏，却认为是一次支援或者打通联系的局部进攻。
一九三九年春，于学忠率所部东北军的两个军由皖北向苏北、鲁南地区移动。于四月初突破日军的拦阻，进入山东南部地区。
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和第五十七军开赴山东，引起华北日军的警惕，乘于学忠立足未稳之际，发动了持续一个月的“讨伐于学忠作战”。作战结束后，于学忠部隐于鲁山山区；六月，日军再次发动对鲁南的“大扫荡”，于部被迫移动于鲁中南山区，战区成立工作暂停。至一九三九年秋冬，日军撤退，于部才又重新集结于沂（水）、蒙（阴）、莒（县）、临（朐）、日（照）一带，但损失也比较大。
从新七军直取沛县的行动来看，象极了要跨过微山湖，支援于学忠，或者是与苏鲁战区打通联系。
尽管杨天风没法利用自己的先知先觉来预测战役的结果，但他却还是借鉴了历史，最大程度地扰乱了日军的思路，为胜利创造了条件。
因为，杨天风基本上采取了历史上李仙洲入鲁的路线，兵锋直指微山湖。这也造成了日军采取与历史上差不多的应对策略。
对于日军来说，自然不愿看到兵强马壮的新七军与已损兵折将、喘息休整的于学忠部会合。再者，新七军入鲁也在山东伪军中引起不小的波动，更增强了日军的警惕。
所以，日军作出判断后，迅速加强了对津浦路及微山湖西岸的防守，阻截新七军入鲁部队。同时，为防御新七军强行渡湖，日军又计划在微山湖西岸和津浦路两侧修筑深沟高垒，增调兵力。
假象迷惑了敌人，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用于堵截新七军东进。但新七军入鲁，在长远战略上确实有与苏鲁战区联手的设想；在短期内，却是以消灭湖西地区的敌人为目的。
湖西地区沦陷，但日伪军确实是立足不稳，除了县城和大镇有兵力驻守外，广大乡村则势力薄弱，只能依靠汉奸组织的乌七八糟的维持会和团丁来进行统治。
对于兵强马壮的新七军来说，这简直就不是什么问题。郭松林本着参谋部制定的原则，快刀斩乱麻，迅速廓清繁杂武装和势力，就地获取粮食等物资。日伪军都不放在新七军眼里，更不用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民团、会道门和土匪了。剿灭、缴械，完全是顺之者留，逆之者杀。
这就是实力，枪炮齐全，火力猛烈，手段狠辣，威压震慑。汉奸李文德、李连璧等被处决，会道门头子任玉佛、杜铁手等被处决，俘虏的伪军军官被处决，第二十五师分出两个团，以营、连为单位横扫乡村，三天之内便将沛县周边几十个村镇尽数控制，并继续向外拓展。
三天的时间，周边日军并不是反应迟钝，而是兵力不敷，又被牵制住很多，调动也需要时间。
单县离得远，暂时指望不上；丰县的日伪军有五千余人，除守卫各重要据点，以及在栖山镇被歼灭的一部外，能出动的最多的机动兵力为鬼子一个大队、伪军两千，总共是三千余人，却在栖山镇被独立旅阻击，伤亡很大，却不得寸进；将司令部设在鱼台的小川大佐，所辖的五千多鬼子已经分散开来，驻扎于单、丰、沛、鱼台、金乡等县，他手中的机动兵力只有不到一个大队和伪军一千余人。
而据沛县被围困的日伪军报告，以及侦察飞机的情报，沛县城外有上万敌人，依着这样的兵力，小川当然不敢轻出增援，而要等到其他地方的部队调动完毕，再一起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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