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真诚不做作”的话。
船队运来粮米，只是因为听闻有大饥，所以搏个雪中送炭之情，其目的还是为了多拿几张贸易信牌？
这么真诚的吗？
德川吉宗是真的无语了。
看着纸上的回话，却又觉得这些话很可信。
这个人认为狡兔三窟要随时代而变，这个时代，有钱就有窟。
大不了往欧罗巴跑，只要有钱就行。
幕府这边的政治和大顺那边不完全一样，可是君主都有近乎无限的权力。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不错。
德川吉宗自己心里也有数，只是分封体制下，他距离大顺天子的权力还差一些。
这个刘钰想要搞钱，只是为以后做打算？
若是一旦在大顺那边容不下了，就要跑路，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搞钱？
这是个很聪明的人，因为那本小册子和武人、战马的事，德川吉宗对刘钰很感兴趣，特意询问过长崎奉行。
长崎奉行也把初见之事说了一番，就说这个人知道细水长流的道理，并不会出卖太多的东西，以免出了大事，他就难以方便贸易了。
这个聪明人如此直白爽快，虽然感谢有些让人有所不齿，觉得这是一个不忠不义自私自利之辈，却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善于谋身。
听着刘钰说有办法可以缓解饥荒，只要能够多给几张贸易信牌……
若是别人说，德川吉宗肯定不会相信，以为是妄人妄语。
然而有前面那本关于币制改革的小册子做铺垫，虽然在德川吉宗看来，刘钰的人品极差，但却相信对方有才能。
敢于说这话，就一定能做到。
这一次气候变化带来的饥荒，确实让德川吉宗焦头烂额。
之前十年，不顾廉耻地搞“上米制”，以削弱幕府统治根基为代价，用减少参觐交代时间为抵偿，让各个大名们多给一些米，总算是熬过了财政危机。
可刚刚熬过，去年刚取消了上米制，今年又来了一场气候突变的饥荒。
濑户内海周围，气温突降，整个夏天都很寒冷。
按照后世史书《德川实记》的记载，饿死了人，也不知道这么精确的统计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今年冬天的气候也还是不太对，看这样子明年也是一个荒年，现在濑户内海附近周边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饥荒。
米价倒是涨上去了，但……但这根本不是德川吉宗想要的涨价方式。这么涨价，价格倒是涨了，可是一揆之类的事肯定不会少。
刘钰随船带来的几船粮米，连聊胜于无都算不上，对于饥荒根本没有根本性效果。幕府再财政危机，也不会差这几船米。
或许，此人真的有解决的办法？
他知道刘钰不会日语，便和侍奉跟随作为翻译的儒官青木昆阳说了一声，没有选择再用纸笔交流。
刘钰也不是一点日语也不懂，多少能听懂几个词。
他想出的换贸易信牌的东西，当然是地瓜。
这玩意，自己不搞，日本人自己也会搞。
最早搞兰学的儒官青木昆阳，就写了一本《番薯考》，使得地瓜很快在日本推广开来。之前地瓜可能是叫萨摩芋头，刘钰在长崎也见过，可能还叫唐人芋。
总而言之，地瓜推广，也是这个享保大饥荒逼的。民众要是都饿死了，谁来种田缴税呢？
他是没有半分“资敌”的愧疚，反正早晚要搞，差个一年两年的，自己换几张贸易信牌，岂不美哉？
此时负责翻译的青木昆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将来要被日本铭记的功劳，被眼前这个人抢走了。
他把德川吉宗的话翻译了一番。
“如果真的可以解救民众的饥荒，那么贸易信物是可以多给你一些的。既然你要狡兔三窟，那么在你还可以贸易之前，这些贸易信物就不会取消。如果真的有效。”
听到这样的承诺，刘钰心头大喜，盘算着既然这么说了，怎么也不好意思就给自己一两张吧？
若是能给上十张，那么自己就拿到了华商信牌的二分之一左右。
就可以联络江浙帮、福州帮、漳州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成一个专门对日经营的团体，挤走那些不合作的，把内卷变成合作。
只有把内卷变成合作，才有机会将来拧成一股绳，对抗荷兰人。
免得自己这边要搞荷兰人，各个海商帮派在后面扯自己后腿。
但他也知道，这时候不能问，不然就像是做买卖了，对面面上不好看，说不定就把个好事搞砸了。
于是把怀里自己书写的《番薯考》递了上去，上面都是汉语，日本人应该看得懂。
他也不知道眼前这位做翻译的儒官就是青木昆阳，李鬼和李逵的手一触碰，书便送了过去。
上面详细记录了亩产、种植等方式，又写了诸多好处。
“此物若能推广，莫说公四民六，便是公六民四、公七民三，亦有何不可？然则若公七民三，则大名日壮，存粮日多，为将军考虑，还是应该广开贸易。以让其将多余的米换成钱，多穿丝绸、多用贵物。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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