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激进派政客，需要一个五年平俄的政绩；东印度公司董事选择利润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产；大顺需要的打开欧洲市场站住脚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方稍微谈了谈，在某种底线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底线可以接受，卡尔却不能立刻给出确定的答复。
他现在还不是国务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进派能在今年的国会中执掌大权，可现在毕竟还没有。
名不正，言不顺。
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卡尔心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可以给东印度公司设置一个底线。
如果，一切顺利，自己的激进派在今年掌控了国会，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认卡姆比尔在中国的谈判。
如果，出现了意外，那么卡姆比尔在中国谈判的条件，并没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认。
在政客看来，如果瑞典出尔反尔，大顺有反制措施，可以断绝贸易、加增瑞典的出口关税。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现了意外，激进派在这次国会召开中失败，那么所有的责任都是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担着。
这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国会可以后期追认认可。
如果换届成功，等卡姆比尔从中国回来，他这个激进派的新国务大臣，就可以作为一项自己的政绩宣传：看，是我达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护住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尔找到了这里，显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意识。
和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账本是不公开的，船到就直接销毁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对汹汹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
只要大股东们同意，小股东们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们连利润到底是多少，都无权知道，只要确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兰国债或者英国国债，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着钱还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资方向呢？总不能向国王学习，在瑞典养蚕吧？
卡尔·吉伦特博格心中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就像是春天发芽的荨麻，很快布满了心间，用那些剧毒的毛刺驱赶走了其余的杂草。
至于那些造船业主，这是可以用钱搞定的。而这笔钱，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由大顺的商人出，以作为游说国会的资金，以便修改垄断权条例。
斟酌片刻后，他认定馒头只是在传达某种意图，确实没有最终谈判的资格。
于是请馒头先离开，只留下了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尔，商谈这个私密问题。
“考林爵士，你既然作为对华交涉的全权代表，国务大臣给你的底线是什么呢？”
此时还不是国务大臣的卡尔询问了一下，这应该算是一个秘密，有些事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
“国务大臣并没有给我具体的底线。他说只需要让我对国会负责、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这样的谈判，必然是毫无意义的，也定然是会无功而返的。”
“如果我遵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条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商船不能参股，只能在瑞典建造；中国商船的船主，必须接受瑞典的军职，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显然，这是顺帝国不能接受的。”
“他们不能接受，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加增对瑞典的出口关税、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税、甚至封闭瑞典商馆。”
“国务大臣的底线，模棱两可，一切责任都是我来承担。”
卡姆比尔脑子很清醒，现任的国务大臣阿维德不想背锅，给的这些个底线，纯粹扯淡。
既要不违背瑞典法令，又要保证东印度公司存活，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无论他在中国那边达成了什么条件，到头来都是错的。
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违背了国会；不允许中国商人入股，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闭。
国务大臣倒是不用担责任，可以诘责他，这种事实在是幼稚的政治。
给他的头衔是对华交涉全权代表，可他能交涉什么？后面的绳子拴的这么紧，往左走是死、往右走也是死。
故而卡姆比尔根本没有指望在现在的国会中纠结，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国会改组，支持激进派上位，赶走阿维德，换一个和东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也就是眼前这位卡尔·吉伦特博格。
故意透露出的无奈，在等着卡尔表态。
“不得不说，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是软弱且愚蠢的。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国务大臣，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有芜菁吃，也比饿着肚子强。”
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卡尔爵士，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过于温和。至少，对东印度而言，海外的利益，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盈利的。与其叫东印度公司，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这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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