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贡赋不变，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点灾荒，农民就扛不住，直接破产，只好问商人借贷，抵押土地，一无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豪农的手，过一层油。
这是“国本”，不可不察。
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
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刘钰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这句话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华不愧大国也。刘君之言，亦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四凶之论，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刘钰笑道：“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有感而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
“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财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五斗归公、五斗归民。”
“假使一个人种，这五斗米够吃了；两个人种，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甘薯；三个人种，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赋税，是按照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济，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活下来生了娃，更多、更穷、更苦、人均土地更少。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越是救济百姓，百姓就越苦、越贫。”
“反过来，若是不救济百姓，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如此，就能保证这‘四凶’，年年有害，而年年不大。今日广岛死几个、明日福山死一些，无非一藩之事，不会动摇全国。”
“若是不断救济，到了某日，积攒了几十年的‘四凶’之害，全数爆发，如何收拾？”
十分极端反动的话，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
很明显大家都是“贵族”，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真正施政的时候，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
好皇帝、好贵族，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而坏皇帝、坏贵族，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
刘钰这番话，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他心里相当赞同。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多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的政策。
刘钰又道：“传闻中，家康公曾说，使百姓半死不活，没有余财，正是政治的秘诀。”
“商君亦言：治国之道，需一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此一脉相承之道。”
“百姓太苦，则会反抗。家康公之前，百姓贫苦，一向宗整日一揆；之后，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太苦，百姓就会沉迷宗教，而宗教一物，最适合组织百姓。天朝亦有五斗米、黄巾道、白莲宗、摩尼教等，层出不穷；日本的一向宗、切支丹教，亦不可不察。”
“百姓太富，就会僭越，不能安守本分。农就是农、士就是士、工就是工、商就是商、贱民就是贱民，这便是本分。若百姓富了，手有余钱，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
“日本的百姓为何苦？一则公赋太多、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
“阿部君觉得，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若不能降低公赋，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
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
贡赋自然不可降低，降低的话，武士必生不满。百姓一揆，武士尚可镇压；若武士不满，又靠谁来镇压呢？
既不能动武士的利益，那所有的改革，就只能从小百姓身上琢磨了。
改革的目的无非两点。
钱。
稳定。
钱已经可以靠关税和开埠贸易专营拿到。
稳定，好像确实减少人口是个好办法。阿部正福心想，刘钰虽是敌人，但此人手段极高，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谋而合，当真可沾沾自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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