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我把产业卖一卖，总还能维系一段时间。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谈谈，让他们和荷兰人谈谈，或是接济接济，出几个钱。”
一说这话，黄班以及黄班手底下的一群汉子都笑了出来。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怀观兄弟还指望他们呢？”
他们和城里的高等华人，不是一类人。
城里的高等华人可以和荷兰人谈笑风生，有正当的产业，或是包税、或是承包专营总还能交得起那两个银币的丁税。
城外的华人许多就是一群奴工，历史上荷兰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成立了对华贸易委员会，直接与满清在广东交易，巴达维亚中转港的优势地位渐渐消失，一些船主去巴达维亚赚钱的营生，就是运送福建契约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两边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样，劲儿也使不到一处去。
站在城里华人的角度，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甲必丹、雷珍兰、糖厂承包者、富商、包税人、放贷者。
他们也不希望城外的华人起义。
一则两边的阶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欢并不相通。
二则城里的华人作为经营者，城外的暴乱也会影响他们的产业。
三则他们一直试图融入荷兰的统治阶层，一个稳定的荷兰殖民政府，有助于他们的产业和利润增长。
四则就是担心城外的华人起义，他们会受到牵连，导致觊觎他们产业金银的荷兰人，趁机把他们流放，把金银吞掉。
第二类，是小手工业者。
比如厨师、开饭馆的、做小生意、货郎、磨剪子戗菜刀补锅的手艺人等等。
他们完全是骑墙看的态度。
如果起义成功，或者迫使荷兰人接受了条件，废除了人头税，当然是好事。
他们也得缴纳人头税，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们也能跟着沾光，当然是好事。
如果起义失败，按他们想，荷兰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因为巴达维亚除了大宗的海运贸易、和公司垄断经营的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华人撑起来了巴达维亚作为一个城市的繁荣。
没了他们，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几十万银币的税，而且巴达维亚也就瘫痪了。
而且因为荷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小手工业者对荷兰人的恨意，其实在他们头顶的华人包税人之下。
毕竟荷兰人一般也接触不到，华人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米市、鱼市、赌场、唱戏、小生意、酒水等等这些，都是被高等华人承包的，衣食住行，连拉屎都有包税的。
可以看成是宋时的买扑制，年初拍***如米市，花1000盾拍下来，先把钱往殖民政府一交，今年能收多少税，全看各自本事。包税人……是有本事刮地三尺的。
对于城外的华人，这些小手工业者则处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心里同情，但要让他们跟着一起干，也会犹豫；有穷弟兄跑来藏着，也能帮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头税的苦哈哈一起造荷兰人的反，却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进了巴达维亚，遭殃的是荷兰人和高等华人。就算“均田免粮”、“分配土地”、“糖厂充公”，也和这些这些小手工业者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就像是卖馄饨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华人起义成功，能把他的馄饨摊子抢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馄饨不给钱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馄饨，但要是真吃馄饨，就算给钱，也不敢要啊，无甚区别。
城内城外因为阶级不同，心思各异，此时也很难用一种和阶级叙事不同的共同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胆魄，敢牺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没钱、没人际关系。
没钱，也没有人际关系。也就搞不到枪、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药。
城里的人，有钱，有人脉有关系，能搞来枪、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义。
历史上起义爆发的时候，城外的奴工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城里的人半数在骑墙，半数还相信荷兰人会公正地对待他们，毕竟荷兰人“是讲法律的”。
结果就是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城外的华人乌衫党、无裤汉，和荷兰人打、和印尼雇佣兵打、和绿教酋长骑兵打；城里的人，却遵守荷兰人的命令，将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来，直到荷兰人的屠刀落在手无寸铁的他们头上。
而那些没有被屠戮的高等华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兰，则对城外的起义者恨到了极点，认为是他们的暴乱才牵连了自己。顺带雷珍兰和甲必丹，在起义爆发之前还在勾心斗角，雷珍兰绕开了甲必丹直接去总督那打小报告，为的是将来做甲必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连怀观居然说出要靠甲必丹、雷珍兰们与荷兰人勾兑勾兑，跟请愿似的解决这件事，也由不得黄班等人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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