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不能说，啥也卖不到大顺去。
真要是英国人放开出口管制，往大顺卖航海钟，哪怕一万两银子一个呢，大顺海军二话不说就会甩出去一张十万两的订单，先来10个拆一拆，研究研究。
朝廷不批钱，刘钰自己也会出钱的。
问题是英国人不卖……给多少钱都不会卖。
以及英国还能卖个航海钟，荷兰能卖啥？除了南洋特产中被荷兰把控的丁香豆蔻，真的签了对等关税协定，荷兰那岌岌可危的工业，还能剩下什么？
安东尼·海姆内心很清楚这里面的事，要不然也不可能出现往中国的商船都要带半船银币的情况了。
“所以，先生们，对中华帝国而言，他只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如果能够达成这个体系，那就是对中华帝国利益最大的成果。甚至，他愿意为这个体系付出极大的成本。”
“而我们荷兰，就是他想要建立这个自有贸易的国际体系的突破口。如果这里无法突破，他才会用手里的砝码，去和英国交换利益，五五分成的方式，两家合作垄断好望角以西的中国商品独家经营权。”
“对中国而言，与英国全面合作，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英国有比我们还要广阔的市场，有庞大的海军力量维系《航海条例》。”
“坏处是，东南亚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如果对我们实行贸易禁运，和英国全面合作，就要不可避免地面临走私问题。漫长的海岸线、东南亚错综复杂的岛屿、以及大顺不可能禁止他们的商人前往东南亚贸易……这都需要极大的成本，来杜绝走私。”
“所以他想要从我们这里打开突破口：关税协定、自由贸易。如果我们签了，那么就等于在整个欧洲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海上马车夫的底蕴还在，其余国家也不得不跟进。而我说过了，对中华帝国而言，创建一个自由贸易体系、至少是对华的自由贸易体系，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
“荷兰，是最容易打开的突破口，也是最有意义的突破口。诸如普鲁士，就算突破了，又有什么用？”
“而如果不能够从我们荷兰这里突破，那么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取得有意义的突破。”
“他心知肚明，英国只有在我们被突破后，才有可能跟进，而直接和英国谈对等贸易，英国是不可能松口的。而如果荷兰先行突破，英国也不得不跟进。”
“所以他先来到了我们的阿姆斯特丹。如果我们这里不能突破，他很可能拿着他无中生有创造的那些筹码，去和英国谈——但就不是关税协定了，而是五五分成的联合垄断。”
“而我们如果不接受对等关税协定，在我们有能力打破英国的《航海条例》之前、展示出荷兰的商船有能力把货物卖到整个欧洲和美洲之前，大顺不会考虑与我们的独家授权合作。”
“我们……已经不配了。”
这是安东尼对刘钰“先”来荷兰之目的的猜测，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点。
因为，英国真的很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一方面，是专营中国商品、欧洲独家垄断授权、五五分成的利益诱惑。
另一方面，是无中生有搞出的亲法、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等外交筹码。
既有筹码，也有利诱，英国很有可能答应。
这不能怪安东尼·海姆多想。
他并不知道刘钰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这点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中国的货物不愁卖。
他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刘钰的真正目的，是印度加南洋。
一个有可能容纳半个江苏省初步工业化、缓解国内工业化剧痛冲击的市场；可以提供半个江苏省初步工业化原材料棉花和靛青的产地。
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刘钰的判断是法国海军太废，政策也有问题，自己又送了西洋参贸易，法国在印度争夺战中必输。想要印度就不可能与英国合作，甚至要提前就要做好对付英国的准备。
所以，在安东尼这个商业荷兰的大议长看来，极有可能的猜想；在刘钰这个渴望工业化中国的外交幕后人眼中，根本就不做考虑。
这纯粹是商业和工业的路线之别，倒是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无关。
但也正是这种着眼点的区别，导致了这一场中荷的外交争端，互相之间猜错了底线。
刘钰“先”来荷兰的原因，真的很简单。
就是因为法国这边的宫廷礼仪接待需要时间布置，奢华闻名的法国宫廷不想跌份，去人家吃饭也没有说不提前打招呼卡着饭点就去的，尤其是这家人还特好面子。
再者，汉尼拔在俄国政变需要法国驻俄大使馆的帮忙，他要在法国见很多重要人物，也需要提前派人打打前哨。
刘钰来荷兰的原因，也真的很简单。
制造混乱，让奥兰治派上位，然后再毁掉奥兰治派，瓦解掉荷兰人民最后一丁点大国心怀。
就两场大国政变而已，没那么多复杂。
关键是这两个“简单”的原因，安东尼想破头也不可能想到，刘钰这个来自“道德高尚之国”的重要人物，是奔着“道德最卑劣”的政变来的……
安东尼以为刘钰搞外交还有底线，实在没想到刘钰对荷兰根本没想过底线，纯是奔着搞乱、搞垮、搞绝望来的。
他高估了这个一下船就高呼“信誉、诚信、士的精神”的人，在对荷外交上的道德水平。
于是对在场的、已经被他的话吓住的人，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试探一下中国这边的底线和目的。如果真的流露出类似的想法，我们应该尽可能说服东印度公司……剥离对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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