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皇帝对此是认同的，其实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顺两朝，对黄淮百姓，确实是“狠”了点。
为了保漕运，一旦有水灾，朝廷虽不明示，可实际上是默许“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说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要饭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
过了黄河，运河紧贴着黄河。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运河就走不了船了。
几十年前，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使团成员彼得·冯·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而不得不用平底船，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
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
所以，“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
洪泽湖越来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动，怎么能不发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黄河从北边出事，浊水冲入运河，就黄河的含沙量，运河还能通行吗？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
旱天缺水的时候，运河不放水，不准浇灌土地。
雨天发水的时候，运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沟渠、淹农田。
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素质”显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骂娘。
当地士绅有文化，“素质”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国家大计在转输、转输资漕渠、漕渠资河坝。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无水灌禾则民贫，民贫何以给转输？
不用黄河的水，就得和农田争水。
可用了黄河的水，最多二十年，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谓默认，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
但官员干的时候，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当皇帝嘛，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
但之前默认，是为了保漕运。
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
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
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束手束脚”问题，甚至根治淮河，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
将来就算大乱，手里捏住海军，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
别处再怎么折腾，只要把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地、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别处便有叛乱，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为外患暂时看来，问题不大。
内患的话，捏着这几个地方，海军控制住福建、广东、浙江、苏南。剩下的那些省份，还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稳定，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这地方才能乱。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
若真能花银两，解决黄淮区的祸患，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安徽，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但也值得。
唯独不知，这些水利官员，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黄河是别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钱，能够呢？
…………
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没那本事。
后世黄河改道之后，治理淮河，尚且花尽心思。
要说现在，黄河还在夺淮入海，就想彻底治好黄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后世，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黄河决口走山东，死个几十万人，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
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只能说等个意外，等场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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