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 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佑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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