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
片面的。
需要补完的。
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继续发展、补完之前，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
自由贸易的思潮，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关税保护、重商主义、国内政策性保护等。
所以，可以这么说，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
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进派的千万大移民计划，是如此，激进派认为，北美和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完全可以解决国内的矛盾。
实学派的工商业发展，是如此，他们在刘玉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业，视作一种“对粮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终让那些失地农民以工商业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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