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种地不补贴根本赔的裤衩都输光，那是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
显然，刘玉肯定没这个本事。而且，1860年，英国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力，制霸七海，以至于工人都贵族化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对印度极致的压榨，一共养了几个工人贵族？不要说全国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只说够不够大顺一个山东省的人口？
那既然没这个本事，换个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决商业资本往耕地上跑的问题、或者说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比不过买地收租。
那么，均田后，搞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土地买卖，行不行？
的确，兼并土地的收益率高，那么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并行不行？
既然说，英国能靠棉布禁令、爱尔兰羊毛法、商品列举法、航海法等，把本国的棉纺织业搞出来，搞成工业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么，大顺靠田亩制度，让资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让商业资本而是往工业上流，最终通过工业发展，消灭商业资本这个单独存在的东西，让黑马变成马，日后白马、黑马、黄马，哪个快骑哪个，从而逼出来一套让世界其余国家绝望的工业力量，行不行？
实质上，刘玉的工商业未来的思路，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为了达到目标，走看起来最短的直线，在现有条件下，恰恰是最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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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才曲线绕圈，故意曲解老马说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里面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的关系。
扭曲成“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由皇帝最担忧的造反问题、江山不稳的问题为出发点，从“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这个经济学基本不说的道理出发，把粮食和工商业发展绑定在一起，混淆视听。
随后的改革，刘玉让大顺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了吗？
实际上，刨除掉黄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没提升。
那为啥几乎一年一赈的苏北地区不需要赈济了？
因为大顺造舰、军改，所以朝鲜、日本、南洋的可作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顺的稻米。
于是在军舰和刺刀的支撑下，刘玉似乎给大顺的许许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话，是对的——工商业，真的能吃饱。
这句话的本质，是对外扩张、殖民，确实能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用的是工商业的掩护和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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