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公孙岳和恭首谦等门人，咸王一个未杀，一并关在大牢好吃好喝的养着，家眷都押在宫中为奴，百里燕曾问咸王为何不杀，咸王却说要让公孙岳亲眼看着黑巾军是怎么失败，又是如何从咸国国土上滚出去的。
对此，百里燕只能理解是，咸王要用他自己的成功，从心底里扼杀公孙岳的成就感，这要比杀了公孙岳更痛快，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心理折磨。此外，公孙岳毕竟把他扶上了王位，咸王仍心存感激，仅此一点足可免死。
五月底，经过修订斟酌再修订，反复与众人磋商，取代已经实施了六百多年《粮田令》的田制草案《授田法》，正式呈送咸王。
新田制首次将“田”与“土地”统一归入田土，将土地详细划分为官署土地、商业土地、农业土地、工坊用地等，短期内用得着，而见效的只有农业用地，既传统的耕地和果林。
考虑到旧贵族和勋戚、咸王等各方利益的复杂关系，新田制最大可能的不去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是在现有已经形成的利益空间做重新的重组和拆分。
首先，得益于黑巾军心狠手辣，永兴河以西所有贵族、世家、勋戚、外戚、富商几乎被消灭一干二净，咸西、丘南、都郡西郡三处土地面积几乎占了咸国的三分之一强，因此这三地未来可全面实施新田制。
而永兴河以东，权贵的田产纷繁复杂，而且理论上咸国领土之内，所有的土地都归咸王所有，这是《粮田令》最根本的宗旨，即便是公孙岳的《农桑令》仍然遵循旧制，丝毫不敢动咸王的利益蛋糕，如果要废除《粮田令》，就必须有能够说服各个阶层妥协的替代制度。
因此，新田制名义上咸王仍然是全国所有土地的唯一所有权者，同时咸王又代表了国与官府，是典型的偷换感念，因此咸王必需划拨足够的土地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在此之外，百姓有权向咸王及其他土地私有者租地，地租以官方价格为准，有私田者只可下调租金低于官价，不得上浮。
如此一来，土地依然还是咸王的，老百姓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户为单位，可以享有每人两亩的“最低保障田”，子女不得继承，不得流转，简称“低保田”。
低保田亩产低于一点五石的最低线时，不征收田赋，当高于一点五石时，超过部分征收阶梯税，收成越高，征收的田赋越高。
低保田理论上归咸王所有，为保障民生基本需求，低保田不得擅自流转、没收，租赁受到严格审查限制。
而每人两亩的土地，以当下中田亩产两石计算，不计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其其他副食和生活用品的开销，仅仅勉强可以供一人糊口过活。
当然，这是百里燕经过合理配计算后的结果，如果人人都能吃饱饭，哪里还会有什么劳动积极性，一个个都得变成饱暖思**，不思沙场报国恩的白眼狼。
因此想要丰衣足食，农民可以优先向咸王，既官府申请租田耕种，租税仍以阶梯税率为准，按劳计税，多劳者多得，有耕牛者与无耕牛者分段计税，以保证公平合理。以此鼓励农民多种地，多纳税。
经过百里燕缜密计算，若干年后，当亩产达到普遍三石以上后，低保田可基本满足当下的最低生活需求，高于基本糊口的标准。
这意味着新式耕作法大量普及之后，部分老百姓向国家租田的积极性开始下降，每年的稻米收入将趋于稳定，这意味着排除因为人口增长因素而分掉的土地，咸王名义上所保有的土地不会持续减少，因此新田法从某种程度上是均田制。
然任何政策都有其弊端，新田法使得个人分得永久性低保田，但让土地破碎化，且人口大幅增加后，公共土地剥离国有资产，个人小农经济带来的土地利用低下，将严重削弱粮食安全。
因此新田法仅能作为未来三十至五十年内的过度法律，日后仍有待的政策调整，适应时代发展。这一条，百里燕明确无误的写在了新法的第一章，重点阐述了《均田法》与人口增长，商品经济发展的危害。
如果说低保田是新田制的核心，权贵的土地置换，以及军功赏罚和战死的抚恤是开了先河。
权贵的土地大多都是虚封，咸国除广信公一人以外，其他上至侯爵，下至大夫，最多不应该有超过十万亩的土地，但凡侵占和霸占的，想要他们吐出来显然也不可能。如果要他们强行吐出来，那就得开罪他们，这也不是咸王推新新政所希望见到的结果。
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自己报个数，认下这笔帐，但凡事后被查出隐瞒不报者，非但超过所报部分，要尽数查抄，还得罚款，算是一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机会。
而事后证明，这些个权贵勋戚一个个滑得很，新田制在他们头上推行极为缓慢，数年不成，并以各种名义和方式隐藏田亩不报者十之七八。
迫不得已，若干年后由咸王出面，从权贵手中以实物和现金方式，逐步回收权贵手中土地，使之变成无土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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