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但凡是有两面性，一旦晋国吃下这剂毒药，晋国将陷入长期的通缩、通胀的反复经济动荡。而咸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进步，令咸国市场进入新经济模式，形成高度完整的上中下产业链。
晋国作为基础原料市场，其对咸国的市场的依赖将日益严重，同时咸国的进步会像吸铁石一样，将资金引流向咸国，而国外资金日益空洞。
晋国再想动兵，其结果是国内经济不振，咸国日益富强，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其已无胜算的把握，而唯一有用的反倒是被晋王冷处理的西寰。
于是陵山银矿事件后，西寰在晋国国内的威望日盛，其母王太后病故后，王太后党羽非但未被晋王分化吸收，相反依赖西寰输往晋国的利益纽带，联系更为紧密。
晋国效法咸国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卫、宋、徐、志、梁、长孙等大国陆续推行土地改革，但至645年，除公良氏外，鲜有能大成者，充其量窃取咸国农业和耧车技术后，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而归根到，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变革，前者代表了生产关系，后者带来生产力，最终引发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何处置利益过程的再分配，往往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而咸国具备了变法的基本条件。
至盛元644年年底，经二十年努力奋斗，百里燕基本实现盛元625年“以商代政”的目标，然比当初的计划更为宏伟浩大。
盛元644年、645年，诸侯相安无事，中原进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之黄金时代，同时咸国农业技术的流出，使得各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各国推动变法的动力渐增。
同时期咸国率先走出战争泥潭，人口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人。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低廉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这其中卫国的“帮助”功不可没。
大批东逃逃入咸国境内的难民总计超过两百七十万人，进入志国的有近八十万人。
名田、秋郡、原山、德康四郡县移交卫国前，迁走了人口三百余万，然卫国接管四郡后，出人意料的非但未迁怒于咸国，相反心中窃喜，甚至曾几何时可能还在骂咸王蠢。
百里燕琢磨很久，一直没搞清楚卫王倒底怎么个心态。
农耕社会人口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意味着国力，卫国白白损失三百多万人口，外加难民，里外就是小六百万人，其却不做任何动作，让百里燕担心受怕了好久。
直到后来才明白，卫国其实有一种“殖民者”心态。
由于卫国长期封闭于中原之外，其逐渐丧失了中原民族主体意识，自我民族觉醒意识，因而卫国人的想法是，他与中原人是两个民族。
而今其一跃进入中原腹地，其想当然的认为中原的失败，正是因为制度上不如其优越，人也没他聪明，军事力量没他强，所以卫国人高中原人一等。
因此其每到一处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奴役外民，或是赶尽杀绝，将卫国人迁入当地。
就像当年白人杀光一亿印第安人一样，最终目的是为白人获取生存所需的土地空间，而卫国也明显带有这种倾向性。
咸国突然迁走所有人口，如此既省去了卫国统治消化当地的成本，同时为卫国移民提供了土地空前，同时咸国过去三年间耕种的大量优质土地，无需投入即可悉数收入贵族囊中，如此一举三得的好事，天下何处还有。
咸国迁民之举一度引起中原震动，公良氏更是大呼上当，悔不当初没把让给卫国的两郡人口也迁走。
卫国的态度一度让百里燕担心很长时间，但迟迟不见卫国反制，倒也心安理得起来。
人口的增加令咸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我修复，粮食恢复增长不久，百里燕征召民夫二十万，调辎工营十万，集中于甘府、上关、万川、彭源、丘南五郡，兴修水利拓展驰道，并耗资一百五十万贯新币，于甘府岸边修建堤坝，以绝洪涝。
同期经过数年准备，全国陆续开通邮政系统，都郡地区发行报纸，并经一步完善了税法，向富人、权贵征税，且永兴侯府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而由于印刷技术的成熟和雕刻人才的培养，印刷精美而具有防伪功能的发票成为可能，遂在当年同时发行大宗商品税票。
税票暂行于大宗商品、管制资源，以及家财一万五千贯新币以上者。
此时以永兴、陔陵为核心的教育中心人才积累初见成效，活字印刷和蒸汽机械的结合，出现滚筒印刷法，让规模化印刷成为可能。
为解决教育拨款，百里燕说服咸王订立制度，将教育拨款制度化，并向都郡下辖各地辐射初级教育，将都郡全部纳入初、中等教育范畴，并在各地郡府与大城市，集中教育资源开办一所或两所官署学堂，以普及识字教育。
学费由财政、地方和个人家庭均摊，军烈属子女可免一孩食宿及学费全免。
相较于永兴城内教育基本免费，此番推广至各地教育举措基本是解决有无问题，学费对家庭而言依然是较为沉重的负担，财政与制度尚无法建立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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