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商量正事，当然不可能就只靠谢显之提供的那点情报来分析，谢慕林得先请谢显之把王家的近况、谢璞在任上的相关消息，以及去年黄河灾后的情况，大概都给她介绍一下，心里才算有个底。
谢慕林虽然有谢映真的记忆，但谢映真闺阁弱女，能接触的也就是家里这一亩三分地，更因为大房曹氏等人有意无意的限制，别说出门交际少了，就连京城里官宦圈子中的新闻，也是不大了解的，平日里就是靠着母亲与丫头婆子、商铺掌柜们的对话，知道一些外头的消息。父亲谢璞回京述职后，她见父亲的次数多些，情况稍有好转，但跟能自由进出家门的兄弟们相比，还是差得很远。
谢显之则不同。他虽是曹氏所生，但谢璞对两房的长子都一般看重，从小启蒙、读书，全都用心安排。两个男孩生日只差几个月，是同时开蒙的，请的是一位出身儒林名家，家中开有书院，世代都十分擅长教学，而其本人又尤其擅长教导蒙童的举人。
对方是因为上京赶考不慎得了风寒，误了一科，又不甘心空手回家，要在京中等候下一科开考，方才滞留在京的。这种人脉只有谢璞这等正经科举考出来的进士方才有，曹家虽是后族、勋贵、将门，却没那么大的脸面请动如此名师。
等这位启蒙的好老师中了进士，必须辞馆了，他又主动为谢家两个男孩请来了自己的堂兄弟，同样是擅长教导小学生的名师。如此，谢显之、谢谨之兄弟开蒙八年，前后经历了三位老师，都是极为优秀的名家，教得他们小小年纪就在京中薄有才名，远非一般小学生可比。
只不过，谢家兄弟年纪小身体弱，家里不放心他们出远门，曹氏更想让谢显之寄籍京中，在顺天府应试考童生，偏偏谢璞一直在外任上，儿子籍贯随父亲，没能办成，因此兄弟俩都还未下过场。不过今年谢璞有望留京，儿子考试的事也差不多能解决了，家里才不着急罢了。否则，谢家两个小少年，才名只更响亮。
没有功名，曹家又不是诗书礼仪之家，曹氏对谢显之的学问程度也不太了解。知道他聪明，只当是跟其他勋贵世家里的寻常聪慧少年一般，比较会读书罢了，嘴上夸奖着，心里却还当他是个孩子。有些事，她不防备，曹家人也不防备，根本不知道，谢显之只是未起疑心，一旦起了疑心，许多事就清楚地摆在他面前了。
去而复返的文竹，此刻便目瞪口呆地缩在房门外，透过门缝偷听着谢显之的话。
“自打舅母向母亲抱怨父亲之后，我便格外留了心，找人打听过。原来那位王知府并非科举出身，而是国子监肆业，花钱补了官，起初只是在六部任闲职，靠着曹家的门路一步一步往上爬，前年终于叫他补了东昌知府之位，可他既无才干，人品也堪忧，上任之后，不但不曾尽职尽责，反而贪污腐败，勾结豪强，鱼肉乡里。黄河水患之后，东昌府河坝决堤，无数良田被淹，死伤过百数！若不是旁的州府比东昌更惨，朝廷一时半会儿还没空理会他，只怕他早就下狱了！”
“今年春闱的时候，有个自东昌府来的举子，才考完会试，出了考院，便上应天府递了状纸，告王知府为官不仁，先是帮豪强夺了他亲戚的田地，等黄河水患过后，又因为河水淹没了那些田地，便又帮豪强反诬他亲戚故意骗卖田地，不但夺走了他亲戚所有家财，还把人一家老小都关进了牢里等死。应天府尹刚正不阿，立刻就将案情上报，圣上大怒，已命大理寺派出人马，前往东昌府查明事实。王知府如今禁足在家，但他家人亲友，却没少为他想办法。”
平南伯夫人让曹氏回家劝谢璞，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但谢慕林有一个疑问：“这事儿跟爹有什么关系？明明是王知府自己搞出来的麻烦，也是苦主自个儿上京告的状。他把账算到爹身上，太奇怪了吧？”
谢显之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内情，但我听说那告状的举子虽是东昌府人士，却是在濮阳书院求学的。他亲戚家财被夺，他上京赶考的路费还是书院资助的。濮阳就在开州辖下，这件事……父亲大概是知道的。可他没有提醒过王家，甚至还在举子告状后，在人前说过王知府品行不堪，愚蠢透顶，整个人钻到钱眼里去了……之类的话。”
大理寺那边虽然还没有查到证据，但基本已经把王知府当成是罪人看待了，就连京城官僚圈子内部，也觉得王知府很不象话。
这世上贪官多了去了，但象他这样吃相难看的还真少见。他那么巴着那个豪强大户做什么？明明是曹家的姻亲，靠山硬着呢，用得着对区区东昌府的一个富人大户言听计从么？他也把“皇亲国戚”这四个字看得太低了！
谢慕林心里明白了，谢璞虽然为人做事都挺圆滑，但做官是一向很清廉的——反正谢家不缺那点钱。他有可能会看不惯王知府的行事，就有意无意地给告状的举子提供方便。这是一个士人理所当然的选择，只不过在平南伯夫人看来，就显得不把她放在眼里了。即使平南伯府只是靠着刮谢家的财，方有如今的风光，而王知府也不过是平南伯夫人娘家嫂子的兄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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