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集市，一大早骡车往来，多拉着柴炭往京城运去。
三十余骑风尘仆仆自西而来，一人三马，在市集外的草地上牧马。
年近五十的杨肇基华发早生，身体却硬朗高壮，领着七八名亲信家丁入集市采买，儿子杨御藩捧起丝绸摊上一匹月白素锦：“父帅，该换身新衣了。”
杨肇基摇头：“仙家至德至明，不会凭衣装识人。”
他眉头却始终紧皱着，杨御藩只好放下素锦，一同来到竹棚酒庐，杨御藩询问：“父帅可是忧虑新军军饷？”
他们昨天途径径行关时遇到一营被裁撤的陕西固原镇兵丁，一营满编三千六百人，实际只有六七成的实际兵力在京戍守。这类外省内调在京戍守的客军，除了各省王牌部队外，其他部队注定衰败。
没别的原因，这类在京戍守的外省客军吃穿用度、军饷，走的并不是京营军饷，而是由各省度支，无疑加大了地方财政压力，等于是朝廷变着花样削弱、压榨地方财政、小金库。
为鼓励外省客军士气，实际也是为了防止这些人饿死，隔三差五会有赏赐，赏赐成了惯例，也就和军饷没区别了。
朝廷解散、遣回各省在京客军，各省自然是很高兴的，尤其是本就贫苦的陕西。陕西一省之力，却养着榆林、固原、平凉、宁夏、甘肃五镇，军费支出很大。五座军镇，自然不是陕西能独力养活的，所以还得依靠京中输血派发的银饷。
体制就这么的僵化，一方面京中输送银饷为陕西弥补军饷亏空；陕西另一边还要自费派遣几支客军前往京中戍守。
这个链条中，有那么一批人可以两头捞钱，寄生其中。
不难想象，这些客军待遇得多差。
比在京客军待遇还差的军队也有，就是各省轮番服役的班军，本是于谦在北京防御战后改编的各省勤王军，现在倒成了一支职业的工程部队。
平均每年有七八万的班军在关外协助辽镇修建城堡、工事，不是这帮人能干，而是便宜。班军普遍来自山东、河南，军饷走的是山东、河南，朝廷调用班军去辽西干活，每月也就给三钱盐菜银，外加五斗粮食补贴，十分廉价。
辽镇新军呢，一月一两三钱，外有马料银等各项补贴，军饷收益是班军的三四倍。不过他们有家室要养，辽西粮价那么高，实际和班军一样，勉强能吃饱。
现在朝廷使徐光启编练新军，岂不是意味着辽镇新军不堪用？
每年五六百万的辽饷是做什么的？
如果辽镇新军不堪用，那要不要裁撤？不裁撤的话，朝廷有余力供养两支新军？
可裁撤辽镇新军，辽镇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会老老实实接受撤编？
杨御藩所问，杨肇基也只是一叹，不由想到了朝野有名的那场孙承宗、王在晋之间的大辩论，这两个人当时在争论什么？难道仅仅就是守山海关，或者守广宁前线的事情？
不，当时争的是战略重心，也是名义和利益的争论，对杨肇基这样的将门来说，孙、王之争，争的就是新军编训地点。
孙承宗提倡辽人守辽土，新军从辽民中募选、编练，并主张打出去，寸土不让，有多少力量收复多少失地，直到力量圆满，恢复辽东全境。这个很花钱，从执行孙承宗策略以来，前后军饷花费一千五六百万……这才短短五六年时间。
昔日万历三大征，西南、西北、朝鲜那么大范围，那么长时间的战争，前后额外军费才花了一千一百多万。
从军费支出、实际收益来说，还有去年导致孙承宗下台的柳河之败来说，辽人守辽土已经宣告失败。
只是顾忌孙承宗帝师身份，还有天启个人感情因素，没有清算孙承宗，今年又有宁远大捷，勉强糊弄过去了。
那王在晋的提议呢？不如孙承宗‘寸土不让’口号那么响亮，几乎算得上是卖国言论，直接割弃山海关以外不要，在山海关内再修一道防线，以两重紧挨着的防线保证这里绝对安全。
然后呢，王在晋提倡在山东、登莱编练新军，将辽饷大头用在山东，同时兴建水师骚扰辽东，使建奴无法利用辽南温润土地开垦、种植。等新军练好，从海路征伐辽东。
在山东练新军，能低成本获取帝国腹心、南方的人力、物力，进一步降低辽饷压力。但名义上不好听，放弃关外土地，舆论上压力很大，还有光复辽地后，怎么跟残存的辽民解释？
王在晋从一开始就反对辽人守辽土，直言‘辽军善走’，认为辽军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挑头打硬仗。最合理的布局就是辽军坚守、牵制，由新军、客军打主攻，应该把希望放在新军、客军身上，而不是辽军。
这两个人争论的国防战略分歧，直接影响着山东卫所世袭武官家族，如果王在晋的提议得到施行，那以杨家的威势，足以成为新军核心将门。
不像辽镇，总是客军将领占据高位，辽西本土菜鸡一样的将门被死死压制，还在低头苦心经营，一步步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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