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诸子百家，形容“圣人”之说各异，帝尧放勋、帝舜重华亦被尊为圣人。但在如今这个民智与语言都很朴素的时代，圣人的含义尚与后世的种种说法不同。
它并不是指人们想当然所理解的神圣的人，也尚不是指圣明的帝王，亦不是指各家教派学说的祖师以及所推崇的古人，更强调“人”的含义。
“圣”字为仓颉所创，皋陶是他的学生，得到传承主要并非符文神通以及修行秘法，而就是圣人之修。圣人能闻道，通达天地正理；圣人能宣教，解说世事真义；圣人有德行，能率众而垂范。它指的是一种知行完备、才德全尽的修养。
所谓修养，并不是个别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自己的事情，它必须由内而外，与世上的各种事物真正发生关系，才可称知行完备。有些人在离开人间多年后，被后人尊为圣人，但在世之时就被称为圣人的，便是皋陶，尽管此时所谓的圣人含义与后世略有不同。
皋陶是仓颉的学生，所得的传承是圣人之修，为何不是圣人之学？学从何来，前人有创后人方有学，先有圣人之修，后有圣人之学。且不谈皋陶的个人修养，他都做了哪些事，为何在当时就被称为圣人？
首先要谈中华天子册封各部、治理天下时都做了哪些事，以什么为依据？都要统一祭祀、颁布历法、实行礼法，并制定各部公认的盟约。制定盟约的过程本就是中华礼法的一部分，如此也被视为推行教化，可是教化的形式与内容何来？
所谓礼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礼仪和法律的概念，但它同样是一种行事的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就会受到指责或处罚。对什么样的行为施以什么样的处罚或评价，也属于这种规则体系。人类社会文明的诞生源于此，没有这种规则体系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文明体系。
走出蛮荒蒙昧，人之所以为人，源头在此，这也是个广义的开启灵智的过程。规则的作用绝不仅是约束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保证一种秩序，使文明社会体系能够更好的存在与发展下去。
规则须符合这种内在的无形规律，圣人亦称之为道，此道为人道，否则它迟早也会被推翻与改变，而另一方面，规则的崩溃也意味着秩序的崩溃。它的出现是广义上的灵智开启后，世人的自觉过程，犹如从混沌走向清明。
上古无书，先民结绳记事，太昊创八卦之符，可用于计数、喻事、问卜。所谓问卜，最早其实是应前事之验、为后事之鉴。那么礼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历代人所自觉的行为以及社会规范总结，在太昊开创中华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朴素的体系。
后世天子，不论是青帝、炎帝还黄帝世系，一直到帝尧时代，大体都遵循一种朴素的原则。比如出了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应召集各部君首共商，处理的依据往往来自于古代贤君被共同认可的处置经验。
比如在轩辕为天子时，曾出了什么事情、轩辕是怎么处置的，到了颛顼为天子时又出了类似的事情，那么就遵循同样的处置原则，或者以之为参考，根据实情稍加变化。那么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呢？那就由颛顼帝与各部君首共同商讨出一个处置方法，这种处置方法又成了后世所参照的原则。
颛顼帝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到了后世帝尧为天子时又碰到了，就可参见颛顼帝的处置方式。而这种参照是否恰当，需要帝尧天子与各部君首共商。依前人之判例而断，在朝之君首共决，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礼法体系。
很多很多年后的后世，世间有一种“判据法”体系与“陪审团”制度，依稀与之类似。这其中的差别或许很大，背景亦天差地别，但世事总有似曾相识之处。
礼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承积累，无书无典之时，或口口相传，或神念心印相传。神念心印是不可能推广的，口口相传难免有讹误，甚至也不可能记述得完备真切。到了帝尧的年代，这种方式已经很难适应需要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仓颉造字为文，弃天子位后被尊为史皇氏，因为他还做了一时间，便是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上古以来所能搜集到各种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传给了。
皋陶便以文作书，为中华编九典。他整理、修订自古以来的礼法规则，考“太昊之规”、“神农之衡”、“轩辕之绳”、“少昊之矩”、“颛顼之权”，根据天下所需，制定了正式、明确的礼法体系。须知皋陶作书与后世人写书，完全是不一样的，过程艰辛无比。
后世皆谓皋陶作《狱典》、定《五刑》。实际上皋陶所作远不止如此，他制定的是一整套社会运行规则以及完备的文明秩序体系，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以“五刑弼五教”。
所谓《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几千年后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家族伦理的道德规范，但人之所以能进化到人类社会，这些恰是根本。经历多少代人的思考和发现之后，皋陶做出了明确的成文总结，并将它制定为社会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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