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丘的话中带着神念，解释了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谏言。确立嫡长继承制，不仅是为了确立名正言顺的标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证世系传承明确有序，可稳固天下民心。
在现实的情况下，它有效、合理、简单实用，不仅能解决某种已堆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近乎无法解决的纷争，也更符合人性。它也不仅只是帝位传承制度。
禅让之制，其实来源于原始部族中选举首领时的共推之制。比如推选一位最强壮、对附近地形最熟悉、最擅长找到食物、最能组织与保护大家的人为首领，这是很正常的做法。而且当时部族中有价值物资都是公有的，并无父子传承制度。
共推制实用的前提，就是这个部族的规模不能太大，所有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事实上的发言权没有差别，才能有效地推举出符合标准的首领。假如部族的规模稍大一点，哪怕只是超出几个村寨的范围，那么共推的结果反应的就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比较了，而是各股势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
太昊整合中原各部，被推选为联盟之主，在此基础上而有中华之国。太昊为天子、传承青帝世系。
实际上从太昊留下青帝世系传承时起，天子传承就已经脱离了原始部族中的共推，禅让只是一种形式，表面上还遵从了共推的原则，绝大多数时候就是父子传承，只是以共推的名义。这与世事的变迁有关，首先是私产的出现，伴随着财富、名望、社会地位的积累与传承。
以父系为主的家族单位出现在部族中，家族财富的传承就是父传子的。有些东西比如财货可以分成很多份、传给很多个儿子，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无法分割的，比如说家主只能有一位、宗族的族长也只能有一位。
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意识的改变，不能说它不合理，因为总要有一个传承的办法，而除此之外却是没有更合理的办法。夏启为天子后，废禅让制、立嫡长继承制，为何天下众君拥护？因为各部君首自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传承有序的问题。
尧、舜、禹同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并不是三个时代的人，禹治水功成时，尧仍在世、居于平阳城中。在尧为天子的晚年，中华隐患丛生，又遭遇了那一场大洪水，可以说到了内忧外患的顶点，差一点就分崩离析。
假如不是有重华和大禹力挽狂澜，帝尧在后世的评价中还会是一代贤君吗？大洪水是祸亦是福，既是灾难又是机遇，伴随着大禹行遍天下各部治水成功，建立了另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江河就似血脉，整合了统一的中华。
大禹不是颛顼，没有像颛顼那样每到一个大部就娶一位妃子，并将与这位妃子的后代送回去当部族首领、从而建立血脉联系。大禹打造的是另一种纽带，更稳固、更持久，但在这种情况下，禅让制已经很难有实际意义了。
仅仅是形式上的天下众君共推，便已经很难做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众君朝会就是涂山之会，自涂山始至会稽山圆满，先后用了多长时间？有的伯君从离开部族赶往涂山，直至从会稽山出发回到部族，最久的用时近两年，还有国君就病死在回去的路上了！
死在路上的国君是谁？上上代的宝明君啊，小九的爷爷！
成本如此巨大、效率极低，到了几乎无法实施的地步。而且绝不能认为每一位天子都能像尧、舜、禹那样健康长寿、享国多年。万一天子遇了意外，或者在几年内连续更换好几位天子，天下众君在路上往返都来不及，那就什么事都别干了。
就算天下众君都能及时赶到，又会推选谁呢？当年的重华和大禹，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亦有大功德于天下，当然无可争议。可是每一次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吗？尤其是在太平无事的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先后有重华和大禹的出现，只能说是中华各部走运，亦是中华万民之幸。
交通的不便更是信息传递的不便，很多君首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所要推选和比较的对象，往往只能选择亲近与熟悉之人。理论上“才德”是评判的标准，可是这种标准却恰恰是很难去具体衡量的，甚至人们看到的只是伪饰，除非有人能够达到重华、大禹那种高度。
中华版图又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与延伸，人们对远方另一个人的了解，只能依靠隐约的传闻。且不说传闻可不可信，是不是有些人刻意制造与把控舆论，就算传闻可信，那也仅仅是了解其人的一小部分。谁能像大禹那样亲身走遍天下各部、为万民所熟所亲呢？
如果连真正的了解都谈不上，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的评判和推选更是无稽。天下众君共推这种形式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甚至会引发天下大乱，因为最大可能就是谁也不服谁，然后刀兵相见，比如刚刚发生的有扈之乱。
那么仅仅只保留禅让这个制度呢，不是由天下众君共推，而是由上一任天子指定下一任天子。这也有更大的问题，这种指定是按照什么标准、能不能明晰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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