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觉得十分的无奈，以前的楚党，可是他们的盟友，以前他们合作愉快，现在与熊廷弼的关系就堪称莫逆。
原版此时的熊廷弼，己因广宁失守而下狱，现在通过米柱搭上皇帝这条线，当上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备受宠信，春风得意。
而楚党另外一位大佬刘一燝，则因米柱失信，认为被米柱忽悠了，所以越走越远，又和东林党走近。
前年朝廷大局，东林党一家独大，压制三党联盟（楚、齐、浙），自从东林三君先后落马后，东林党声势大弱，即使叶向高、韩爌依旧在内阁之中，但也难掩颓势，帝党崛起。
现在东林党、楚党、浙党联合，对抗帝党了。
这形势变化之快，没有人可以全看得明白，那时皇权被压缩于皇宫，朝廷各党狗咬狗，斗一个你死我活，现在帝党崛起了，他们又团结起来，为了仕权而战皇权。
这全是因为利益而改变立场，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不能不说对方的政治斗争经验丰言，发现在新农物的推广上是他们的薄弱环节，所以他们从这里出击，以击带面，打击他们的威信，从而动摇他们的利益体系。
但这种伤国伤民的政策彻底激怒了米柱，令他勃然大怒之下，决定铤而走险，你用阴招我也用阴招，看谁阴险，谁魔高一丈。
第二日，米柱前去户部，公然宣布准备接任国税局局正，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计，洪承像是逃命一样逃离了此位，去当蓟辽总督副手，现在准备当蒙古行省巡抚。
许多人意外，居然是由米柱接任了，这可是一个妖孽，不知这是福是祸。
整个大明朝，税收以农税为主，由于在开国初期，商业被蒙元掠夺性的破坏，所以太祖皇帝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一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搞了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才重新征收商税，大明的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
宋代是一个重商的时代，宋王朝为什么重商？从官府的立场来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可以征收到诱人的商税，与农业税相比，工商税课利更厚，征税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在各州县均设立了商税务：“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也就是说，一个县至少有一个商税务。
尽大明朝则是一个轻商、贱商的时代，国家将赋税的重心是田赋与力役，对商税、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么重视。
尽管朱元璋也在各州县设立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但明朝税课司局的数目远少于宋朝商税务。
大明税课司局的课利额也很不成气候，洪武十三年，吏部奏：“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也就是说，明王朝设立的四百多所税课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税额居然不及五百石米。按明初两浙及京畿官田以银折收税粮的官定标准，“银每两准米二石”，五百石米约可折银一千两，折钱一千贯。在宋代，年课利额一千贯以下的商税务，属于微小型场务，通常是承包给私人的：“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
在大明王朝的商税总额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时，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千贯”，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大数目，但弘治年间大明宝钞已经严重贬值，“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是四千六百余万贯以银计之，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有奇耳”。全国一年的商税收入，不足十三万两白银。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佑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是明初商税总额的六十倍（按银一两折钱一贯计算）。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为一万五千贯，相当于明初全国商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强。
这里的商税，指商税务对市场商品征收的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税与市舶收入，据户部的文献纪录，宋代单酒税（含专营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以上。
宋明商税收入反差这么大，是因为宋朝商税率太高而明朝商税率超低吗？原因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
宋代过税的税率为2%，住税为3%，合计5%；明代商税率为三十税一，只是略低于宋朝。在实际的征税过程中，宋明两朝都存在横征暴敛的问题，但横征暴敛解释不了宋明商税的六十倍反差。只能说，明前期的商业极为凋敝和官绅的避税偷税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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