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太祖皇帝赵匡胤在登上帝位以后，也并没有忘记他的兄弟们，比如李继勋在宋初就被任命为安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赵匡胤平定昭义李筠之叛后，又迁李继勋为昭义军节度使，去镇守那个大宋建国后第一次发生叛乱的地方。
李继勋也没有辜负宋太祖赵匡胤的期望，屡屡建立军功，在太祖征讨北汉的时候，李继勋还被任为行营前军都部署，成为一员赵匡胤最受信任的得力心腹大将。
在“义社十兄弟”中，还有两人跟赵匡胤关系走得很近，一个是石守信，一个是王审琦。
两人在赵匡胤发动政变时配合赵匡胤，完成了那次近乎完美的政变，事后，以翊戴功，石守信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通过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中央禁军。
因为自周世宗改革以来，中央禁军实力已经远超藩镇，因此，可以说掌握了禁军，也就掌握了天下大局。
石守信和王审琦二人，其中王审琦性格比较长厚，政治觉悟也高。
在北宋开国的第二年，王审琦出任为忠正军节度使，在镇八年，为政宽简。
有一次，王审琦部下告发县令因罪免除了自己的录事使但没有事先来问节度使府的意见，请求拿来审问，王审琦说了这样一番话：
“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
王审琦非但没有拿县令来审问，而且支持县令，他的理由是以前乱世纷争，军人强横，县令长官才不能专治其县事。
现在天下太平了，我的职责只是守御边疆而已，而县令长官能斥退狡黠的胥吏，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有什么要审问的呢？
应该说，王审琦能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有这种政治觉悟，是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武将的，因此《宋史》评价其“重厚有方略”。
而石守信的话，也许他跟赵匡胤的距离更近，军事作战能力也更强，但政治觉悟就显得不那么高了，至少，没有明显如王审琦那般可以证明其理念觉悟的史料记载下来。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了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都是以石守信为首的。
《长编》中提到“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屡次劝说赵匡胤罢去他们的兵权，赵匡胤起初不愿意这么做，对赵普说：“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最后以赵匡胤当年黄袍加身被下属拥戴到帝位的历史劝说，才说动赵匡胤醒悟，安排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局。
关于杯酒释兵权，知者众而疑者也多，但无论如何，乾德二年，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高级将领确实都被罢去了中央职位而出为节镇，在此之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禁军一把手也早已被罢免。
所以，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循序渐进中的一环而已。
至于经过如何，正如《长编》中李涛所言“文辞则多取记闻”，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耳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难欲不为，其可得乎？”
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懽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
这一段引文比《宋史》中记载丰富了不少，自从禁军一把手慕容延钊和韩令坤被罢以后，禁军就以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的石守信为首，石守信等在赵匡胤的恩威并施之下，主动交出了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
从此，石守信远离政治中心，在地方安居晚年，再也不复当年平淮南李重进之叛时，奔马驰奏太祖曰。
“城破在朝夕，大驾亲临，一鼓可平”时的风采了。
据说石守信被罢兵权后，在地方上“专务聚敛，积财钜万”，而且特别信奉佛教，募民建寺，驱迫甚急，而且不给工钱，于是“人多苦之。”
不难看出这是石守信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种策略，因为一个人如果贪财，有明显的缺点，就不会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政治上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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