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从贵州的具体情况分析的话，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四月，巡抚阎兴邦就上疏请安顺府官庄丁粮，按则征收的奏疏中提到。
“黔地褊小，苗仲十居六七，向不编征;汉民更多寄寓，并无恒产，去来靡定，难编入籍。”
“黔省赋役，旧止万六千六百七十余丁，今已增多二千四百有奇”。
由此可知，当时贵州境内大量人丁、土地，并未纳入流官管辖编征，改土归流的目的即要把土官占有的人丁土地改归流官管辖治理，赋税俱归国库所有。
这样，在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
为此，朝廷必须“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拏，昏庸者渐次改置”，分别铲除不法土司，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取消所谓“化外”之地，把中央王朝的统治强加于所有原来较为自主自由的少数民族地区。
所以在改土归流的过程，必然充满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情况下，它必然是一场刀光剑影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斗争。
因此雍正时期，清王朝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的土司，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如对西北地区的甘肃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七载:“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
清王朝认为甘肃土司“有悍卫之劳，无勃叛之事”，“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
故至终清之世，“甘肃土司从未变革”。
而对于西南地区的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对靠内地和边境的土司采取不同对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载:雍正六年(1728年)改流时，把“江内地全改流。”
而对江外的木邦、车里、孟连、孟定等土司则仍以保留。
对改流土司采取“先革土司，后剿倮夷”的对策，将沾益、镇远、威远、盈养、茶山、普洱等土司相继革除。
在四川省则以“用兵为先”，重点军事打击乌蒙、芒部、东川、凉山及大小金川土司。
在广西，则“先改土司，后改土目”，削其大而存其小，凭借土目以作维持。
在湖广则将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尽行革除。
对贵州的改土归流，清廷认为贵州的具体情况和云南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鄂尔泰的奏疏中就曾多次提及:“至于黔省土司与滇省异，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
又说:“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众，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但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此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拏几土官，杀几苗首，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恐终难宁贴”。
至于如何清理才是治本而非治标?
鄂尔泰主张要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
也就是说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重点是用军事武力以开拓“苗疆”，其着眼点是在于第一;开拓“苗疆”可以招来垦荒，增加国家的土地和赋税。
鄂尔泰的奏疏中就曾说道:“云贵荒地甚至多，议者谓宜开垦。不知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不禁其开垦而不来开垦者，缘荒地多近苗界，实虑苗众之抢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故臣必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
第二:开拓“苗疆”以消除“梗隔”，有利水陆交通畅通。
“云贵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庶地方渐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陆路甚险，往来贸易者，非肩负，即马载，费本既多，获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诸物艰贵”。
此外，贵州有水路与湖南相通，经镇远、施秉至黄平州，并可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渐次开。
这些地区均属“苗疆”。
贵州的黎平府、永宁州并有陆路可通川楚，也需用兵维护交通畅通。
基于上述两点，故鄂尔泰把武力开拓“苗疆”作为贵州改土归流的“先务”和“急务”。
过去，学术界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问题，存在着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把废土设流等同于改土归流;二是把改土归流仅是理解为废除土官势力，建立流官统治。
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废土设流仅是指将土官废除改设流官，将原由土官统辖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辖。
废土设流还有其不彻底性，或上废下不废，远废近不废;或已废土设流又重新废流设土，如对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废土设流自明初就已发生，贵州建省就是明永乐年间废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础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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