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县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都不超过20%，大大低于中农所有土地的比率，而且也低于贫农所有土地的比率。
这三个县地主所有土地的绝对数也很低，每户平均低于50亩，分别是:南汇地主户均3215亩，川沙地主户均4463亩，上海地主户均3225亩。
这种令人惊讶的事实，恐怕是大大出于一般人的意料的。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权威的论断:“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
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就不是如此。
但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学者鉴于苏南的特殊性，提出“苏南无封建”的看法，结果遭到严厉的批判。
其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苏南无封建”是可以探讨的，不必一棍子打死。
如果把这种现象与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联系起来，并且进一步把它与上海等大城市的近代化联系起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基于同样的背景，随着地权的分散化趋势，江南市镇四乡普遍出现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与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与田底业主。
这种现象被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
最为典型的史料就是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中的一段话:
“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
《周庄镇志》的编者陶煦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敏锐而精确地把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后形成的“一田二主”的本质揭示出来，实属难能可贵。
因为直至今日，一些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陶煦的水平，不承认有“一田二主”的存在，不承认田面权是一种所有权，武断的下结论:“田面权就是永佃权”。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也事出有因。
在许多学者看来，田面权与永佃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是两种不同的物权，简单地说，前者是所有权，后者是使用权。
从陶煦的话中可以知道，当一块耕地被征用于建造公署民屋时，它的田价必须由田底业主(田主)与田面业主(佃农)均分，不能由田底业主(田主)一人独吞。
所谓“两议而瓜分之”，就是田底业主与田面业主各占50，，最低限度田面业主也要占40，，也就是说，田面的价格与田底的价格相差无几。
如果“田面权就是永佃权”，永佃权人可以获得50，至40，的地价，岂非咄咄怪事!
田面权是一种所有权，田面具有独立的价格，被民国时期的调查所进一步证实。
1918年关于江～苏～省物权习惯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为“一田亩上设定两个所有权”，说得很透彻:“查江苏佃户租种田亩，有肥土之称，又呼为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不啻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
你看，明白无误的写着:“一田亩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即田底所有权人与田面所有权人，也就是“一田二主”。如果“田面权就是永佃权”，就无法解释该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现象。
这也证明了陶煦的论断在苏南是有普遍性的。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俞觐撰写的《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陶煦的观点。
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
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
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就难以理解，为何使用权价格反而高于所有权价格?
田面权价格高于田底权价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变化，问题就在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减少，田面权愈加显得珍贵。
因为田面所有权人有经营土地的权力，而田底所有权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
关于这一点，30年代有的学者在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
“该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而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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