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知名的还有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有很高的语言天赋。
在少年时因战乱随这迁居上海，进徐家汇公学读书，因此有机会学习外语。
到了光绪三年，也就是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学习英语和法语，对希腊语和拉丁古典语言亦有研究。
此后更是在1879年获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还曾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
于是回国后在李鸿章的幕下办理洋务，也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
之后还曾任轮船招商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职。
只是后来因反对洋务派垄断政策，与之分道扬镳。
也正是当时时局战乱，清政府的无能，外国军队的入侵国外的经历使其毅使马建忠形成了翻译救国的思想，并且通过国外的经历使其毅然决定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研究外文字，“遂学其今文字与其地、古文，以进求其格物改知之动，与所以驯至于政治之要，穷其原委，恍然有得于心。”
像是1898年他根据自己研究语言的心得写成《马氏文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系统全面研究古汉语的语法着作，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他对比中西语言的结构特点，指出: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文之切春虽难，而华文之字语名法，视本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则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维学如此者，则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以秩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虽经籍亦有规矩对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甲午战争之失利使其感触颇深，他意识到只翻译外国之科技着作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清朝士大夫保守思想，于是上书清廷《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后收入《适可斋记言》。
他痛陈帝国主义之祸和中国士大夫保守思想之弊端，不喑西文，不知西方国家的实情，因而备受欺凌。
他指出:“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彼知已，百战百战，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不独不然。”
马建忠认为急需翻译之书分为三类:一类为“合国之时政”，如中“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一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生财、交邻诸大端必须者，”“择其善者译之”;一类为“外洋学馆应读之收”，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学，性格理，格致之书，皆择其代尤要而可资讨论者，列为逐日课程，一二年后，即派诸生更译，附句极印送，以资观览。”
此外他还强调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出书相结合。
由此可见，马氏对翻译取材光源已经由对“器”、“技”、“末”的强调上升到对西方政治、思想之相关之的分析，各个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
论文中马氏总结了当时译事之失“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保，未窥门径;??”提出了人的翻译标准，即“善译”。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
陈福康这段话显示了马氏对翻译过程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要做到善译，首先译者必须在投入自己的工作，熟知两国文字，考察文字字源，并对原文文字、字义、句法、音调、文体等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解基础上将原文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语气、神情、意旨、三个方面对照原文转换成译文。
他的翻译标准比严复的三字标准更为具体，操作性也很强。
而另一位维新思想的译者是王韬，他对翻译的贡献一方面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格翻译四书五经，另一方面，他还编译一些宗教作品以及战争作品，如《普法战争》。
需要说明，王韬原名利客，又名潮，字兰卿，后改名韬，仲，自号天南遁叟，江苏常州人，1894年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
1865年英国新格传教士理雅格来到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王韬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从事翻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氏到英国讲学，1870年返港，先后与友人黄平甫合办《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评论洋务主张变法。
晚年在傅兰雅办的格致书院任职，除了专注经典翻译《新约》、《旧约》、《格致西学》、《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战记》，首次向中国介绍法国和德国诗歌。
并且随着外国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工作，他们在中国开办印书馆和翻译机构，比较有名的有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英国传教士韦廉、美国传教士林乐如、慕维廉创办的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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