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才说《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西厢记》突破了一本四折的杂剧体制，有所创新。
它打破了元杂剧规整严格的体制要求，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大型连台杂剧。
它也打破了每折只能由一人主唱到底的成规，不仅有轮唱、对唱，还有合唱等多种表演方式。
体制的革新，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能力。
第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
作者既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
同时也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惟妙惟肖，纤毫毕现。
比如作者紧紧抓住崔莺莺既爱又怕的心理、张生大胆又带有书生酸气的特点，将人物写得极有个性。
例如第三本第二折（俗称“闹简”）写红娘从张生处带回给崔莺莺的书信，崔见信后勃然大怒，对红娘说：“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等到红娘真要将书信交给老夫人时，崔又说：“我逗你耍来。”稍后又写回信给张生，约他相会，但却对红娘说：“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
等到张生读信后，真的赴约时，却又遭到了崔莺莺的一顿训斥。
其中的两句唱词“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正典型地表现了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心理。此外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
第三的话，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强烈。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西厢记》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宏伟紧凑，张生、莺莺、红娘和老夫人之间两种冲突，两条线索交织发展，艺术节奏上张弛相间、波澜起伏，剧情组织上悬念迭起，作者在艺术手法上也采取了虚实相生、明暗对照的方法，使戏剧情节变幻多姿、引人入胜。
而第四的话，就是语言优美。
要知道戏剧就是语言的艺术，而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
像是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
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的确，大家只需要去看看就可以知道。《西厢记》的唱词真的很华丽典雅，宾白则是鲜活的口语，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充满生活气息。
也正因为如此，《西厢记》往往被人当成“文采派”的代表。如第四本第三折中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煞]：“春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这些唱词因为语言的优美，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
并且需要说明，虽然文风华丽，但并非华而不实，《西厢记》的语言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合乎人物性格身份。
因此整体上《西厢记》形成了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
所以后人总结为“剧中有诗，诗中有剧”呈现独特的艺术风采。
至于《西厢记》在爱情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的话，首先说一说地位，要知道《西厢记》是爱情文学史上一部出色的戏剧，算是在爱情剧中也是传播最广、流传最久，最受人喜爱的作品之一。
它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这个主题，在整个爱情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第一次以戏剧的形式勇敢地肯定了爱情的伦理价值，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
其次是影响，这包括禁毁与模仿。
因为《西厢记》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长演不衰，“家至户到，无处无有之”（金圣叹），成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常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但《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备受打压，遭到封建正统力量的禁毁、歧视。
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封建统治者的态度，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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