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虎记》尤属志怪之作。黄宗羲称道他这几篇文章是“近日之铮铮者”，而李良年《论文口号》云：“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萧瑟转欷欺。
‘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
说它们荒诞无稽，近于小说，不是古文“正宗”。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用小说传奇体打破传统的古文写法，正是作者的成就。
和魏禧，宇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宁都人。
到了明亡以后，教授山中，为“易堂”诸子领袖，与兄际瑞、弟礼号称三魏。
魏禧深抱亡国之痛，在《许秀才传》中沉痛地说：“禧亦故诸生，方偷活浮沉于时，视二许能不愧死入地哉?”
因此他的散文多表彰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如《江天一传》、《高士汪渢传》等。
魏禧的散文以人物传记为最突出，在〈大铁椎传〉中他塑造了一个大侠客、大力士的英雄形象，不仅描写大铁椎的勇力绝人，而且感慨人材的不为世用。
他把这位江湖异人比之为椎击秦始皇博浪沙中的力士，其写作用意是很明显的。
他的散文以见识议论为主，而以有用于世为目的。叙汜文每遇遗民志士可歌可泣的重要题材，就更加感慨激昂，描摹淋漓尽致.
但又低回往复，顿宕纡徐，兼有欧苏之长，《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以叙事为抒情，是代表这一特点的极为动人的散文。
他论文谓“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又反对摹仿，认为“依傍古人作活”是做古人奴婢，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解。
除上述爱国作家外，还有晚节不终的侯方域，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府学生。少年时，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土交游，声气甚盛。
他是一个贵公子，热心功名，“素性不耐寂寞”，故民族立场不坚定，终于参加乡试，中顺治八年副榜，丧失民族气节。
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大抵学习《史记》，而以才气见长，但学力不够，未免有意做作。
他自己尝说“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虽然是谦词，倒也符合实际。
他的《李姬传》写她的“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俨然是一个严正高洁的妇女形象；《任源邃传》写一个抗清的“布衣”，《马伶传》写马伶从实际生活中体察到人物性格及其声音笑貌。
这些分别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对阉党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而后者学习唐人传奇，艺术成就较高。
当然，这里还需要给大家说说清初的诗派和诗人的话，因为初诗人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明末王、李、锤，谭的诗风渐为一般诗人所厌恶。
只是各就自己的学力和爱好来进行创作，犬抵不拘一格，不名一家。
因而出现了清初爱国作家以外的几个不同诗派，此外钱谦益的话，因为清军攻陷南京，谦益降清，仍作礼部侍郎，不久辞归。
他可以说是清初最早的诗人，明末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
他论诗反对严羽的“妙悟”说，斥为“无知妄论”，为“瞽说”，主张诗要“有本”，以为“国风”、“小雅”，《离骚》及李，杜等人之作从肺腑中出，莫不有本。
这是对的，但评严羽则太过。他以达官而兼作者，变节投降后，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舰颜事敌的耻辱。
他已经做了“贰臣”，剃发改服，却偏要说什么“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
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写了一百二十四首《后秋兴》诗，为《投笔集》，竭力表示恢复故国的愿望，并咒骂清朝和吴三桂，虽然好象很沉痛，但是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刷不了的。
他的诗文集乾隆时因其中多触忌讳，下令禁毁。
而吴伟业的话，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
后屈节事清，官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归。
吴伟业的诗有一些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如《临江参军》，《琵琶行》，《松山哀》、《圆圆曲》等篇，都是他的代表作。
《临江参军》通过对杨廷麟的歌颂写卢象升英勇抗清，战败殉国的事，并反映了明末朝廷内部的矛盾。
像是《琵琶行》叙述从白生曲中和姚常侍口中所听到的先朝旧事。
《松山哀》写洪承畴战败降清，甘心为敌人效劳，消灭抗清力量。
诗中写道：“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含有讽刺之意。《圆圆曲》写吴三桂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叛国投敌，合兵反击李白成农民军的事。
诗中一开头就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直写。
篇末又云：“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捉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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