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洋入宫缠足的描写，实际是让男人设身处地去体验女子的苦楚。
这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红楼梦》有相通之处。
但《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了。在古典小说中，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妇女当权，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则天和女儿国王，他都不是当正面人物来写的。
武则天当政是“心月狐”“错乱阴阳”；徐敬业叛乱失败，作者却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预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罢了。
父母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封建习俗，作者并未反对。
由此可见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更加盛行，作者“于学无所不窥”，深受影响，以致连创作也遵循“小学家”的要求。
那些幻想的国度固然大多有前人着述为本，而那些生活细节的描绘也都充满了学术研究的气味。
许多地方，议论说教代替了形象刻划。全书一百几十个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轮廓，骆红蕖、廉锦枫有限几个女性稍见特色。
其他许多的“才女”，则大多形象苍白，她们实际上仅仅是作者矜才炫学的代盲人。
作品后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写书画琴棋，医卜韵算，以及酒令、灯谜、双陆，马吊，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大大掩没了现实生活的描写，应当指出，《镜花缘》的艺术价值是并不高的。
又因书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据，往往夸张失实。例如君子国为贵买贱卖，让他人得利，竟至相打，这就自相矛盾，给人向壁虚造的感觉。
对一些反面现象，往往斥骂多而讽刺少，辞意浅露。
虽似有心学习《儒林外史》，却给人以《斩鬼传》的印象。
《镜花缘》的精华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借小说以夸耀学问和知识。
但在道咸之间《野叟曝言》、《蟑史》等庸俗反动小说充斥文坛的时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较好的作品了。
我国文言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大量记录神鬼怪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小说。
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发展为传奇，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并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开始发展，文言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除了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张实的《流红记》、宋梅洞的《矫红记》等少数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鲁迅所说。
其“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小说史略》)。
并且明代创作传奇和志怪小说的风气复炽，出现的作品更多，较着名的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但思想和艺术仍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
直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用唐人传奇法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文言小说推到更高的阶段。
至于蒲松龄的话，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匕科名都不显，他父亲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就更为贫困。
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磅松龄从小就热中科名，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
但此后却屡试不第，到了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戒应酬文》)的应酬文字打交道，大违素志，次年便辞幕回乡。
此后主要是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来”(蒲箬《柳泉公行述》)。
这四十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终竟还是个穷秀才。
他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词说：“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正是这——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实描述。
七十一岁他才援例出贡，四年后便死去了，蒲松龄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什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他的《与韩刺史樾依书》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同时，由于生活的贫困，有时还直接感受到封建剥削的压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说：“粜谷卖，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
从而比较能体会民间疾苦，甚至还激发了他为民请命的精神，所谓“感于民情，则怆侧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
蒲松龄除一度游幕苏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动不出于淄邑和济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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