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庙记》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古今注》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史记正义》：“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三辅黄图》曾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可见，古已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史记?天官书》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诗?小雅?大东》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北秦现在的长安城是以汉时的长安城为基础修缮而成。
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
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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