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雅则在上房的外间休息，现在即便是他们男女二人共处一室，也不会再觉得尴尬，韦宝也没有做出什么逾越的举止。
韦宝和王秋雅房里的事情，有两个人特别的关心，实际上不止两个人，韦宝的同窗们都很关心。
大家都知道美丽的王秋雅是女人，这才知道，原来韦宝和王秋雅都睡在一起了啊？
吴雪霞暗忖韦宝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淫贼！这么小的年纪，原来就已经有了男女之事。
郑忠飞则是心在滴血，他有过不少女人，在金山里的时候，跟王秋雅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只是还没有得手。
但是郑忠飞知道，他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忽然意识到王秋雅是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啊！想到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每天被别人采摘，恨不得提刀去宰了韦宝和王秋雅才好。
韦宝并不知道这么多人关注他和王秋雅，他睡的很安稳，明面上是他和王秋雅两个人一间屋，实则还有二十多名统计署的人在周边暗中护卫，想要杀韦宝，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出动二十个以上的好手是办不到的，而这里是辽西重镇，弄一堆人来明目张胆的杀人，不可能。
第二日韦宝起的很早，王秋雅要起来服侍他洗漱，弄早餐给他吃，被韦宝拦住了，韦宝想让王秋雅多睡一会，王秋雅无法违拗公子的命令，只得继续在被窝中。
韦宝自己让伙计弄了些热水，然后让手下人上街去买了肉饼来吃。
之后照例打坐，然后开始练功。
韦宝接着翻阅《大诰》，《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写定的刑典。
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发布《大诰》，也就是整理这一年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不要重蹈覆辙。
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脱避粮差日趋严重。朱元璋为维护封建统治，遂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仿周公《大诰》之制，于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刊布《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刊布《大诰三编》四十三条，颁行天下，诰戒臣民。
反映了明太祖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
因为过于严酷和过多体现明太祖个人特征，故《大诰》在洪武之后基本不再行用。
因为第二场考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
韦宝必须对大明律法有所了解，否则到时候抄都不会抄。
《大诰》所列罪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约占百分之八十，这类罪过主要有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
惩处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细目中有郭桓案；酷敛百姓，贪污税粮案；放卖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扰民，私吞商税案；谎报灾情，侵没赈济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案。
这类罪犯皆处以重刑。起解官物，卖富差贫者，族诛；贪赃纳贿、说事过钱者，凌迟处死；盗卖仓粮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驿丞科敛驿夫，断趾枷令驿前。有的贪污罪株连甚广，如郭桓案系死者达数万人。
次于官吏贪污罪案的是惩治侵吞钱粮和豪右逃避粮差的罪案。如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豪强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粮、洒派包荒、揽纳私吞、脱逃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对这类罪案的处理也较重，如洒派粮差，诡寄田粮者全家迁发化外，洒派诡寄之田赏给被害之民；揽纳粮物，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处死，籍没其家；说事过钱者，处死。
《大诰》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
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
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大诰》颁行时，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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