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的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加以其地山多田少，必须衣食于海，因之自古以来闽人即擅长海上活动，而以精于海战着称。
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即为泉州（晋江）人，其“俞家军”与戚继光的“戚家军”几于齐名。
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均曾称雄海上，闻名于时。
台湾收归大陆后，清代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各省水师总兵提督等高级将领，多为闽省的水师将领所出任，诸如康熙年间的万正色（晋江）、施琅、施世骠、施世纶（晋江）；雍正年间的林亮（漳浦）、蓝廷珍（漳浦）、吴英（莆田）、许良树（同安）；乾隆年间的陈伦炯（同安）、蓝鼎元（漳浦）等人无不来自于闽南的漳州与泉州。
嘉庆年间着名的海盗，以及平定海盗之乱的李长庚皆为福建的同安人（泉州府），更是一时传为佳话。
降至近代，绿营水师没落，新海军肇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所不同的仅是闽南人已为福州人所取代。
因为福州船厂与马尾船政学堂均设于福州之故。近代海军与传统海军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其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科技性与机械性，即李鸿章的“西方专门之学”，“须经先在学堂课以测算，再遣出洋精习数年，乃冀有成”的“西人绝技”。
新海军，必须要在国内的学堂教育，并且还要出洋留学再加深造，经过西人的长期教导，而透过国际科技转移才可学到或掌握驾驶及操纵此一新海军的能力。
因此，使近水楼台的福州人得以捷足先登，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驱。
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海军是一条登龙的捷径有利可图，远于第一批留学英法的“闽厂生徒”回华之前，即表现“一得自矜、贪慕荣利”。声言：“创办铁甲，正我辈富贵之日，苟非高官厚禄，切不可就。”及至回国进入海军服务，逐渐地由偏裨而荐至将校，更是俾倪不可一世。视海军为其专利。尤其是民国初年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时代，先后十年，连任八次（每易阁揆为一任）；李鼎新继之，又于四年之间连任五次，福建人俨然是海军的不倒翁。
他们依附军阀，把持海军，以中央的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遂使闽系海军的势力盛极一时。
其后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虽然不属于“船政系”（或马尾系），但依然同为福州人，闽系的结构并无改变。
以海军部的人事为例，根据《大清缙绅全书》清末时期大体尚为福建与广东藉者各半，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
可是一到民国时代，即大为不同，如在民国廿二年三月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42之多，约占全数的70%。
其他海军总司令及各舰队司令，乃至各海军机构的首长，也是非闽人莫属，其垄断可见一斑。
“闽系”一词的来源，实以清光绪十六年（890）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所用的“Fukienese lan”（福建帮）为最早。
琅氏于北洋海军建军之初，曾经先后二次受聘自英来华，担任北洋舰队的海军总查，成绩斐然。可是却因遭受军中少壮派将领之反对，而于光绪十六年二月（890年3月）中旬发生香港升旗事件，迫使其愤而辞职。
琅氏在向英海军部报告中，认为“升旗事件”乃系林泰曾（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以及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宗光（复）等福建人故意排挤他的一项阴谋，故而使用“福建帮”一词。
在同一报告中，琅氏并曾指出：福建帮在舰队中的势力极大，一旦使之当权，则海军即可能为他们所毁坏。
那时候，“该舰队即将变成福建人家族的舰队，各舰艇即将为他们的亲族所充满，而训练有素的北方人也将要被他们所踢开”。
琅氏之所言可能系出于一时的激愤。但从日后闽系海军的表现来看，却多少亦为他不幸所言中。
福建人单独掌控海军，也几乎决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海军的命运。
一个地方的人独大掌握一支军队，很容易形成军阀形式，很容易与其他军队发生摩擦，造成严重的内耗，削弱战斗力。
整整半个多世纪由一个地方的人把持一个国家的海军军官体系，这种情况发生，是很正常的。
所以韦宝希望自己的海军在创办之初，便不存在这种可能。
“你们千万不要有地域偏差，大家都是汉人，这一点要铭记。”韦宝道。
听韦公子说的认真，张弘、洪升、陈勋、林福、李俊臣等人并没有觉得公子将他们当外人了，而是觉得公子对他们推心置腹相待，把他们当成自己人看。
“公子请放心，我们虽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到了公子这里，一定会尽己所能将会的东西，都教给底下弟兄们！在公子这里，我们只会将自己当成海卫队的一员，而不会想着自己是哪里的人。”张弘首先表态道。
其他的洪升、陈勋、林福和李俊臣等人听后，也跟着纷纷表态。
韦宝很是欣慰，对谭疯子和张浩波等人道：“你们也同样不要有这种想法，以后也不要分什么海军和陆军，东北人和福建人，海卫队和陆卫队，都是咱们护卫队的一部分！”
“是，公子。”谭疯子等人也急忙躬身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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