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地盘不断增大，人马不断增多，风头越来越盛。
以祖大寿为首的辽西辽东当地将门自然不乐意。
但这些还只是表象。
双方的主要矛盾还是来自于钱的分配。
大明朝廷给东北边地的军费，正常情况下是一百万两左右。
本来这些银子大部分用于补给辽西辽东当地边军。
世家将门们的军队编制也就五万左右，一个士兵一个月大约一两银子左右，还有很多缺额，世家将门们吃起空饷来，人人美滋滋。
可是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军费逐年递增，而且增幅一年比一年大，短短三四年，已经从当初的三四百人指标，上升为三四万人！
这样一来，东江军就有和辽西辽东本地将门瓜分军费，甚至超越之势！
因为朝廷给边军的军费总量不会增加，要增加的话，牵扯到各部，牵扯到大明的整体预算，牵扯的面太广，再说大明连年灾荒，早已经做不到收支平衡，更不用说轻易增加军费。
孙承宗想对建奴反击一波，连二十四万两纹银，朝廷都不肯拿出来，由此可见一斑。
韦宝一直搞不清楚一件事就是，李自成打破了京城，光是宫中就搜出三四千万两白银，又从达官贵人们那里搜出上亿两白银！
这些人，对付建奴，对付农民军，可谓一毛不拔，到最后，全部成了人家的储钱罐。
这是封建体制最讽刺的地方，也是韦宝觉得历史最好笑的地方。
就像辽西辽东，一堆地主明明各个富得冒泡，却没有谁肯拿出一两银子去打建奴，一个个视财如命。
虽然韦宝前阵子考秀才，和吴三桂打擂台，弄走了本地世家大户不少银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小风波。
因为韦宝始终是小老百姓，即便搭上朝廷一些关系，等到建奴这波攻势过后，弄死韦宝也犹如碾死一只小蚂蚁，不足为患。
再怎么说，韦宝也是辽西本地人，还属于‘内部矛盾’。
而毛文龙的东江军就不同了，那是掣肘之患，是马上要剜他们的心头肉啊，是大家外来的大敌！
此时在山海关吴府，众人云集，辽西辽东的几个主要世家大户，还有一帮拥有一定实权的辽西辽东本地将门，三四十人端坐，听祖大寿讲话。
“今天孙阁老的话，大家都听出味道了吧？”身材瘦高，眼睛小，但有神，祖大寿目光炯炯的看着大家：“这是要进一步削弱我们关外守军，把朝廷的防御重心移向东江方面！大家都知道孙阁老和登莱巡抚袁大人是好友，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毛文龙是袁可立大人扶持的人。这当中的微妙关系，大家都能想明白吧？”
一帮人纷纷沉默点头，自然都能想明白。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
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剿”。
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
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
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
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
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
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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