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早就各自为政，甚至依附于后金。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也是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很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后世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这是一种早起的军事民主制，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等等。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等，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并不怎么样，一打就散架了，尤其是面对汉人大规模的强大步兵的时候，只有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和数量占优势的大军，汉人的步兵并不输给北方的骑兵。
汉人有很多方面弥补这种兵种的天然劣势。
所以韦总裁从来没有把精力放在大规模建设骑兵上，有多余的粮食，情愿给老百姓吃，也不可能养一大批吃的多的战马。
战马是很能吃的，就像人里面的劳动力，比耕牛吃的都多好几倍。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的。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所以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猛男，打败了阿鲁台势力，瓦剌暂时统一了草原。
而他的儿子正是后来明英宗的小迷弟“也先”。
另一种政权就比较可怕。
它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抄袭中原王朝的。
在汉人农耕的地盘就用中原王朝统治方式在地方设立州郡长官、节度使，杜盗匪，劝农桑，立学堂。
但在草原游牧区，就编户齐民并按等级分工合理调配各部牧区。
它们的统治者一般称为皇帝或者大王，都实行世袭继承制度。
相对于前者游牧汗国而言，这种政权的组织架构更稳固，民族凝聚力更强，不容易爆发内部矛盾。
即使被外族打到亡国，还可能焕发第二春。
比如辽朝与西辽，高句丽、金朝、辽朝、西夏朝、五胡十六国、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国，以及后金。
这种政权是绝对不可能靠几次决战就能打败的，相反会在上升期不断壮大和吸走汉人的各种文明的精华，成就大一统之势。
韦总裁作为一个重生穿越巨，自然深切明白这个大趋势，所以，韦总裁的敌人，只有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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