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来到广东海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腐败，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
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明政府政治越来越乱和其他各种原因，最后在崇祯时期，1627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又闭关了，对外交流减少。
明朝晚期其实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崩溃”的过程。
所以“隆庆开关”与明朝的覆亡，是有关系的。
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5亿两。
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海外各国欢迎，但是许多国家因缺乏明帝国必需的商品，无法进行商品互换交易，所以只好用白银来支付，以致引起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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