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和日本会走到一起，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
在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亚洲市场，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泰国经济因此损失惨重，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
泰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趁此机会发动了立宪革命，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政客与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齐心合力推翻了王权统治，把国体改成了君主立宪制。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政客和军人们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漩涡之中，甚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内竟然连续发生了数次政变和叛乱。等到政局总算稳定下来时，获胜者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低迷，发展停滞，一片混乱的暹罗王国。民众对政府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复辟王室统治的言论。
为了转移民众的矛盾，当权者高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目标则选择了生活最为富裕但是占据人口比例也是最少的暹罗华裔族群。
当时在以泰民族为主体的暹罗社会，主要的商贸和金融业务几乎垄断在华裔商人的手里。这些已经移民几代乃至几十代的华人，大都是来自于两广与潮汕地区，他们拥有着以血脉乡谊为牵绊的巨大商业网络，在当时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通过各种排他性的通商手段，他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耗费数代人的时间，几乎消灭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手里积累下了庞大的人脉和资金，也给自己树立起了无数的敌人。
虽然在暹罗的华裔已经历经数十代，在当地可说是根深蒂固，在暹罗编制起了密如罗网的人脉，但是面对当时那种几乎是全民一体的大风潮时，这种人际网络脆弱的如同玻璃一样。此时中国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虽远必诛的中央大国，华裔的身份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一些爱国华侨在暹罗发起的反日活动，也在此刻成为了华裔破坏泰国外交政策的一项罪证，暹罗政府禁止华裔发起任何类似的反日活动，甚至连普通的募捐都不被许可。
暹罗独裁总理銮披汶颂堪政府对国内华裔的打击，原本是为了凝聚起暹罗的民族主义力量，来巩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的，结果却让日本人产生了误会，以为这是暹罗向日本示好的表现。
日本在东南亚缺乏有实力的盟友，暹罗虽然体量不足，但是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如果能够结为盟友的话，将是日本攻略东南亚西方殖民地的最佳跳板。
日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想要拉拢暹罗政府，不过日本自身具有的资源就很有限，根本拿不出什么让人心动的利益来。所以在那几笔武器交易上，日本方面几乎是砸着成本价来跟暹罗结算的，凭良心讲真的没有从里面赚到什么钱。
当时暹罗的民族主义势力，因为被民族仇恨蒙蔽了双眼，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是非辨别能力，所以对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有着很不错的观感，政客中也有不少人因为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好处，以至于持有亲日的倾向，于是暹罗和日本的关系开始飞速升温，暹罗原本外交上的中立政策，到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当欧洲战争爆发，法国迅速战败的消息传到暹罗，那位独裁总理简直欣喜若狂，他把这视为是神佛送给他个人的礼物，因为华裔的财富和人口数量毕竟有限，暹罗国内对华裔的打击已经渐入尾声，在这方面再也没有什么政治油水可捞。
为了展现他统治下的成果，这位总理急需找到一个展现国家力量机会，同时也为正在降温的民族主义运动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
于是乎当时暹罗国内的各种媒体，都一致开始了一轮新的舆论攻势，这次的目标不再是华裔，而是比邻而居的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
“向那些邪恶的法国殖民者讨还血债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要从那些法国人手里夺回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暹罗电台里的播音员用绵软的泰语大声疾呼着。
曼谷的街头聚集起了成千上万手持标语和棍棒的人群，示威者们高呼着各种反法口号，砍倒了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作为友谊赠送的两颗芙蓉树，并且摧毁了沿路所有挂有法语标牌的店铺。
而暹罗内阁也借机做出了好几项决议，向法国殖民地政府提交了正式的抗议书，并且要求重新勘定双方的边界，法国交换从暹罗抢占去的领土，并且为之前向暹罗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补偿暹罗的损失，惩罚当时的指挥官。
于此同时，暹罗的军队也开始大张旗鼓的向着南部边境移动，似乎一言不合，就准备用武力来逼迫法国人就范。
在那一个月，銮披汶颂堪总理在暹罗国内的声望到达了顶峰，他成为了暹罗人民不畏任何外敌的精神象征，一个勇敢的向西方列强发起挑战的英雄。
当时几乎所有暹罗人都认为软弱的法国人在强大的暹罗军队面前，一定会选择低头屈服，就像他们屈服于德国人那样。
但是很显然他们想错了，法国人非但没有屈服，并且对暹罗递交的抗议书完全不屑一顾，贝当政府甚至都没有给暹罗政府一个正式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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