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1941年4月9日法国布雷斯特
去施坦因家上课的时间是晚上7点，放学后娜塔莉没有回家，而是在学校食堂吃了晚饭，又批改了一会儿学生的作业，才在6点半左右骑自行车出了校门。
天色渐渐暗下来，街道上的人们形色匆匆，赶在回家的路上。娜塔莉慢慢地骑着自行车，看着这些行人，想起战前，其实也就是一年多前，自己在荷兰平静的生活，那时自己也是象这样的一个海滨小城的中学老师，教英语和法语，偶尔也会给孩子们用俄语念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每天下午放学前，是孩子们的笑话时间，每个学生都会负责其中一天的笑话，所以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心情舒畅地离开学校。
而现在……比如今天交上来的学生作业是对元首的颂歌，这些法国孩子在老师的要求下，用不熟练的德语表达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热爱。虽然对于娜塔莉来说，批改这样的作业只是逢场作戏，她相信学生们也是言不由衷，但看了几篇之后，她还是觉得恶心。
毕竟人不是机器。
这种感觉影响了她的心情，这份讨厌的工作不知道还要干多久，虽然是个完美的掩护身份。
前面是一段上坡，砾石铺就的街道，骑车上去有点费劲。她将身体离开了车座，借助体重用力地踩踏板。自行车以Z字形缓缓爬坡，她的小腿开始感到轻微的酸痛。
忽然娜塔莉觉得脚下一空，自行车不再往前，而是加速往后滑去，伴随着哗啦啦的金属在石头上拖动的声音。又掉链了，她懊丧地想，用力把两个把手上的刹车都捏紧。自行车停住了，左臂一阵剧痛，让她差点哼出声来。左臂的枪伤基本算是痊愈了，但是用力时还会觉得痛。这些天为了掩盖身上的药味，她喷了更多的更浓烈的香水，好在她之前就是以看病为由请的假。
娜塔莉稳住自行车，俯身检查链条，这回不是掉了，而是干脆断了。法国的工业品就是不行，她心想，难怪被德国人一打就投降了。她把自行车推到旁边，在一堵墙上靠好，尝试把链条重新接起来。
她蹲在自行车边，徒劳地摆弄着链条，一根连接两节链子的插销掉了，她弯腰在刚才感觉掉链的的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根小小的金属条，毕竟天已经半黑了。她无奈地站起来，看着自己手上沾着的黑乎乎的油污，一脸的无助。
小街上的行人仍旧匆匆地擦身而过，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男人会停下来帮助她，哪怕是过问一句，反而有些人看着她，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其中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也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时，有一刻似乎是要停下来施以援手的意思，却忽然象是意识到了什么，又奋力地踩着踏板加速从她身边经过。
她知道这全拜身上的德国女教师的蓝灰色制服所赐。教师，也是德意志精神的输出力量，学校要求所有教授德语和思想政治的老师，必须穿统一的制服，佩戴醒目的德国教师徽章，如果是**党员，还必须佩戴**党的党徽。所以，没有一个法国人愿意来帮她。
娜塔莉看看手表，差15分钟就7点了，看来今天一定迟到了。她只能搭电车再走上一段，那样至少要20分钟的时间，她必须给施坦因夫人打个电话。
她推着自行车，找到一家杂货店，堆上笑容请一脸漠然的店老板帮她照管一下自行车，明天她会来拿。然后又借了店里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都没人来接，她估计施坦因夫人是在吃饭，而辛斯卡娅也正忙着。
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是施坦因官邸的勤务兵。他简短地问有什么事，娜塔莉请他转告夫人她要晚一会儿到，并表达了歉意。勤务兵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打完电话，已经快七点了，娜塔莉小跑着穿过这个街区，在20米外的另一条街上等电车。车很快就来了，她上了车，找了个座位坐下，才感觉松了口气。
电车摇摇晃晃地开着，亮起了车灯。娜塔莉从包里取出手绢，仔细地擦着手上的油污。在打电话时，店老板嫌恶地递了张纸给她，让她用纸包着电话听筒打了电话，这使她倍感歉意。都是这该死的战争搞的，在战前，在法国这样一个浮华的地方，一位女士的自行车出了小毛病，会有一百个男人抢着来修，还会殷勤地让她打电话。
她微笑着在心里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忽然想起了刚才的那个电话。怎么会是那个勤务兵接的电话？她打的这个电话就在餐桌边，辛斯卡娅忙成这样了吗？她再回味了一下勤务兵简短的几个字，越发觉得蹊跷。
电车趔趄了一下停住，后排的乘客用力抓住了她的座位，手指使劲戳到了她的肩膀。娜塔莉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老太太抱歉地冲她笑了笑。她回了个微笑，忽然觉得隔着几排的一个男子也正在看她。
见她的视线在自己脸上停了一下，那个男人侧过了脸，假装没有在看她。娜塔莉的脑子飞快地转，她觉得这个男人似乎就是那个在她身边停顿了一下的戴鸭舌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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