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昔之弘治年间，佛郎机人精神涌发，营大图艰，始寻水路到五印度国，欧罗巴沿海各邦闻知之，皆乘船踵至其地。”
“佛郎机官禁之，令师舰纵横洋面，截劫商船，各国商船，不敢孤行，故各人出钱，或千员，或万员，或三万员，积藏公帑，备船炮，募弁兵，遇佛舰海贼，则决战保货。”
“返国则以所载之货，发卖各捐户，公分其利，由此立商会，曰公班衙。”
“公班衙者，即今之公司也，为群商捐措资本钱，始则向土酋买地，开新埠，后则开衅战斗，而夺其旁地，如此则开垦愈广，钱货益增，船舶满海，筑城建邑，商变为君。”
佟秉清总结道，
“我明白了，这英吉利女王说是要自出本钱，实则是以公司之名，汇集海上群商，以国家之名，垄断天下海利。”
徐知温笑赞道，
“佟二叔好聪明，范掌柜早夸您不同于一般的乡间胥吏。”
佟秉清笑了笑，道，
“不敢当，我只是好奇，英吉利距我大明数万海里，那英吉利女王即便要创立公司，如何会愿与我大明合作呢？”
徐知温笑道，
“佟二叔有所不知，自隆庆开关以来，我大明之丝绸、瓷器与茶叶远销海外。”
“西洋国民因受蛮夷统治，粗陋浅薄，从未见过这般精美华贵之物，我大明作为精品产销之地，自是饱受欧罗巴诸国关注。”
佟正钊知道徐知温的话有一点夸张，不过夸张得并不过分，起码十之七八说的是实话。
历史上因为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而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真正达到顶峰的时间段其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
那时的欧洲诸国还没完全进化成列强，中国也没完全沦落成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
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在经过传教士的不断记录与报导后，以最理想的形式与形象被介绍到欧洲，其国际形象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与高度文明的大帝国。
中国特产大量进入欧洲之后，很快因为其精良的工艺与优良的品质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
中国茶叶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中国瓷器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皇室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于是有些无量商贩便会在假货上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
甚至因为“中国热”的出现，连欧洲皇室的生活方式也被带动着开始以“中式”为标杆。
欧洲的国王们会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大臣的夫人们乘轿子，戏园子里演出中国的皮影戏，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
这股“中国热”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才彻底变成了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的野蛮国度。
因此徐知温在万历十五年提出“欧洲人特别需要中国产品”的观点，并不全算是假话。
以现代人的角度，佟正钊甚至可以理解伊丽莎白一世能接受中国商人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原因。
根据后世史书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时，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经海路辗转交予万历帝，信中表达了中英两国开展海上贸易往来的愿望。
可惜的是，使者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
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一世的确自万历朝开始，就希望与中国达成海贸合作。
可现在的问题是……
佟正钊看向自己面前笑而不语的徐知温。
——英国人是怎么在万历十五年找上在倭国的范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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