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朱翊钧话音落下，大礼堂里哄得一声，简直炸了窝。除了几位朱翊钧有意亲近的亲王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之外，其余亲王、郡王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了防止靖难重演，成祖夺得帝位后，继续了建文的削藩政策，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将太祖分给诸王的护卫编制剥夺殆尽之外，还严禁其干涉地方行政、禁止其与勋贵联姻、禁止两王相见、禁止来京奏事甚至出城、禁止宗室科举出仕、乃至禁止“通四民之业”等等。最夸张的是，诸王出城扫墓，也必须先请旨然后在地方官监视下行动。
如今，听皇帝话中意思，是允许宗室带兵？诸王面面相觑后，上头的鲁阳郡王起身道：“皇上，这是允许宗室掌兵么？”
朱翊钧听了，笑道：“非也。宗室之禁过苛，朕有心驰通四民之业之禁，科举出仕之禁，行动拘束之禁等，其余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勋贵联姻、禁增护卫等，不得松之，此也为保全诸位之道——有些事儿，宗室还是做不得的。”
这话说的在情在理，被圈养近二百年的诸王只觉得皇恩浩荡，丝毫没有不被信任的憋屈感。而且朱翊钧说的坦坦荡荡，大伙儿只觉得皇帝实在，并无其他非分之想。
朱翊钧进一步解释道：“雇佣军是从民间征募敢死之徒，愿意以命博富贵者训练，固然要进行军令教育。但其兵将只要一个字——钱！”
“待成军后，朝廷将划出可开拓之土，诸位可派人先去查勘矿藏，计算成本和得利。而后，诸位可雇佣他们，他们来将地盘打下、守住。这地盘上的所有矿藏，则属于雇佣者。”
诸王听了朱翊钧的安排，有实力的无不心动，窃窃私语探讨可能性。朱翊钧见引起他们的兴趣，复又回席坐下。
朱翊钧实施的殖民掠夺之策，与此际天下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中华文明发展到明代末期，已经被宋儒阉割掉侵略掠夺的基因，内卷起来倒是无出其右者。
此际放出这话，一方面是要用皇权唤起民族隐藏千年的野性；另一方面作为解决宗室问题的办法，也能获得民间“无奈而为之”的谅解。最重要的是，朱翊钧想把这些王爷百多年的积蓄掏出来，供朝廷部分养兵之费。
朱翊钧的新军尽管威猛无双，但太费钱了。他手握本世界最大的工商联合体，在消费能力有限的农业社会中养二十万精兵也属极限——以寰宇之大，这二十万新军能干什么？
莫不如用宗室的钱来养兵，这兵还在朝廷手里，战守之权也由朝廷掌握。宗室相当于拿出军费，获得殖民地的矿藏开采权。只要能打胜仗，就会解决一个对农业社会来说致命的问题——战争都是赔本生意。
朱翊钧这个策略，尽管让宗室获得了巨大的财源，但只要限制其军工生产能力，极度依赖后勤的新军不管离中土多远，都是无法造反的。至于宗室占据矿藏，不利于殖民地的后期开拓和统治，对朱翊钧来说，并不是问题——可以用政策调整。
对于此时在座的宗室来说，朱翊钧所说的政策，也是巨大的利好刺激。这些王爷尽管不学无术，但对财富和土地的贪婪却是大明之最，有了缅甸宝井的例子和一盘盘宝石的刺激，朱翊钧也不怕他们不上套。
对于朱翊钧和朝廷来说，将宗室祸水外引，是解决大明宗室顽疾的一剂良方。因这如今宗室加上他们女儿所嫁的仪宾太多了，宗禄尽管大数发的宝钞，也照样能吃掉整个大明财政的三分之一还多。
成祖削藩措施的逐步落实，虽然杜绝了重演“靖难之役”的可能，巩固了皇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实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内卷”。
禁止宗室“通四民之业”，意味着所有宗室只能依靠赋税“奉养”。而随着宗室人员的增加，宗禄呈指数递增。藩王不能做事，近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下半身，妻妾成群，生育无节。以晋王府和周王府为例，经过二百年的繁衍，吃宗禄的人口如今已经达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人；周王府则达到了一千四百四十人。
以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仅周王一府万历五年就要发放宗禄十九万石。
另一方面，历代明代皇帝，无不违背“封藩不裂土”的祖训，对自家兄弟和近支大肆封赏土地和财富。到了万历五年，河南半数土地已为诸王府所有，仅周王、晋王、秦王等六位亲王，就占地三十二万顷——贫者真无立锥之地。
对于朱翊钧马上要大兴工商的变法之策，宗室还有一大阻碍就是他们依仗自家的身份强买强卖，干扰市场秩序。荆州有一个商业集中的城镇叫“沙市”，嘉靖年间，景王奏讨用来抽税补欠禄米，《世宗实录》记：“市民皆蹿去。”
朱翊钧针对此际天下人口状况，判断发展工业并不需要走原时空英国“羊吃人”的老路，反而让宗室拿出土地和藏在府库中的银钱，才能农业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发展。因此，他提出的宗室商社“殖民公司”的计划，对朝廷、诸王和民间来说，还是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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