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一日早朝，黄生和辕固生两人在朝堂上讨论“汤武革命”的故事。其中黄生是反方辩手，辕固生是正方辩手。最后看似是辕固生赢了，实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赢。
根据《史记》记载，黄生认为汤武并非是受命，而是篡弑，他说：“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对此辕固生反驳道：“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就是说汤放桀、武王伐纣顺乎天、应乎人，是地地道道的“革命”，不是篡弑。
但是黄生却非常固执，他说君主再怎么昏庸也是君主，臣子再怎么贤能也是臣子，不能推翻君主，就像帽子再破也不能穿在脚上，鞋子再新也不能戴在头上一样。
这时辕固生将了他一军：“照你这么说，高祖取代秦朝也是不应该的了?也是篡弑吗?”
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
按照辕固生的观点，臣下可以推翻君主，那么汉高祖推翻秦二世就是顺应天命，是正当的“革命”行为，具有政权的合法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臣子既然可以推翻君主，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臣子可以当皇帝，皇帝也有可能成为臣子甚至是阶下囚。
而按照黄生的观点，臣子永远不能推翻君主，即便这个皇帝再昏庸，也应该恪守臣子的本分，而不是去推翻他。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就好比帽子和鞋子一样，各有各的位置，是万万不能互换的。黄生的这一看法虽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性，但无法解决政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知道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称帝之前是秦朝的臣子。按照黄生的逻辑，就是说秦二世是帽子，刘邦是鞋子。尽管秦二世非常昏庸，但刘邦是万万不能推翻秦朝的，如此一来岂不是说汉代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黄生这一观点有像汉景帝表忠心的样子，但他没有考虑到这其实是一个皇权自身的二难命题，仅靠他是无法解决的。
作为汉景帝，既是当政者，又是汉政权的继承人。因此在他的身上始终肩负着双重使命：
一方面希望政权的稳定长久;
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但这是不可兼得的，所以当辕固生和黄生抛出这个问题时，连忙打圆场说：“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自此以后汤武革命成为政治禁忌，学者不允许讨论这一事情。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王朝的合法性及皇权的稳固始终是一个问题。
却说晁错在文帝时久为太子家令，深得景帝信任。文帝曾亲策贤良，一时对策者百余人，惟晁错得取高等，文帝擢为中大夫。晁错又屡上书请削弱诸侯更定法令，文帝虽奇其材不尽听从，独景帝深以为然。即位后即用晁错为左内史。晁错自知为景帝所信任，便独自人见面陈时事，凡有所言景帝无不听从，于是法令多有变更。丞相申屠嘉见景帝偏信晁错任意纷更，心中甚是反对，屡次力争景帝不听。申屠嘉自念身为丞相，权力反不如一个内史，为此愈加愤懑。
此时袁盎已卸吴相之任，告病回到长安。袁盎素来不喜欢晁错，晁错所到之处，袁盎遇着立即避去。袁盎若是先在，晁错闻知也便走开，二人也不知有何冤仇，彼此从来没有同堂共语。申屠嘉不喜晁错，便将袁盎引为上客，一心寻觅晁错罪过，要想将他除去。恰好晁错所居之府乃太上皇庙余地起盖，庙外有短垣环绕向东开门，出入均须绕道而行十分不便。晁错恃着自己得宠天子也不奏闻，便将短垣凿成一门向南出入。
申屠嘉听说后即令府吏缮起奏章，说他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罪加诛。谁知机事不密为晁错得知。晁错大为失色，乘夜入宫来见景帝。景帝本来就允许他随时白事，闻他夤夜进来以为有何变故，立即传入。当晁错奏明开门事件时景帝笑道：“这有何妨，你照办便了。”晁错听了此言当即叩首告退。
到了次日早朝，丞相申屠嘉出班奏称，内史晁错擅凿太上皇庙墙为门，应发交廷尉讯明正法。
景帝已得晁错奏闻，看完奏章淡淡地说：“晁错穿的只是太上皇庙的外墙，与庙无损，而且是朕叫他做的，晁错无罪。”
申屠嘉无言而退，回到相府怒气勃勃地对着长史说道：“我应该先将晁错斩首然后奏闻。”申屠嘉越想越气，不久呕血数升而死。景帝遂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晁错气死丞相超升高位，愈觉意气扬扬，便与景帝计议请削诸侯王土地，第一着应从吴国开手。所上议案如下：
前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三王半有天下。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病不朝于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潜谋作乱，今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则反迟，祸大。望陛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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