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
在孝桓皇帝时，天下有户口一千余万，人口五千六百多万。这是极盛时期，其后灾祸不断，水旱饥疫、羌胡叛乱、流民起义，导致全国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以至于在三国末期，全国总人口只有七百余万，当然，这其中不乏豪强大族隐匿人口、黎庶藏匿山林的情况，可其中因为战乱、疾疫、饥荒等原因而死亡的人口最少也有千万之数。
如今皇帝提早中断了割据混战的趋势，消弭兵乱，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统一制度。没有了大规模战乱、疾疫等等，全国的人口总量应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按皇帝的估计，除开逃逸山林、被豪强隐匿的人口，如今的总人口至少在三千万左右。
为了增加人口、鼓励垦殖，除了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环境以外，还可以从税收的方面进行调节人口生育。少府负责征收人口税，供给皇室，自任职以来，王绛就此事有过一番了解，他新官上任，势必要提出自己的主张，才能表现自己的能力：“臣历数以往诸帝，所征算赋有增有减，并非一例不变，皆因当时局势而有所变更。”
算赋的数额偶尔有因特殊情况而减轻的，比如皇帝巡行外出对途径郡县的恩典、鼓励流民归乡垦田、受过兵燹天灾的地区，一般最少的时候只收四十钱，最多的时候收一百六十钱。
每年的算赋是除开更赋以外，压在平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百姓没了田地，也要缴纳人口税，所以才会四处流亡，逃避催征。如今的主流政策是轻徭薄赋，对此，王绛的想法是：“可将算赋由每年一百二十钱暂减为八十钱，孩童口赋改征二十钱，仍以七岁起征。”
虽然这么做会使少府损失近十亿钱的岁入，但也意味着民间将多十亿钱的流通，百姓手里有更多富余，背负的压力也会减轻。
王绛提出此议的初衷只是在于‘薄赋’，而皇帝却想到了通过税收去调节人口总量。在他看来，不仅是如今的三千万左右的人数，就算是鼎盛时期五千多万的人数，放在后世连一省的人口都不如。其中固然有后世生产力大发展的因素，但以中国土地之广袤，在古代足以养育上亿人口。
在保持人口承载力和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提高生育、增加人口，无论是在内地恢复、发展经济，还是大规模由官方主导移民南方，都是大有可为的。
“少府所言，的确是老成谋国。”皇帝出言赞同道，王绛由太仓令升任少府才几个月，稳重有余，威望不足。皇帝见他的建议颇有几分独到，几乎触到了税收调节的边了，可知其思维并没有因年纪而僵化，所以自然要当着重臣的面抬一抬对方：“算赋、口赋，不单是只征民钱则已，还要成为朝廷调控人口、扶老助幼的工具。”
众人一时有些茫然，皇帝轻轻看了赵温一眼。
赵温沉吟片刻，忽然道：“臣记得，孝武皇帝时曾免民八十以上家两人算赋，以示敬老。孝章皇帝时，曾免生产子女之家三年算赋，及孕妇之夫一年算赋。依陛下所言，如今大战方歇，天下户口凋敝，减免算赋以奖励生育，不多费朝廷一钱，却可达实效。”
“今时正可效仿前代制度，百姓怀孕生产、孝敬老人耗费颇多，朝廷宜当减免，以优待老幼。”杨琦点了点头，深表赞同的说道：“朝廷以孝治天下，此举颇合仁义。”
过去对于算赋数额的变化，有许多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稍作斟酌便可用来作为自己的建议。黄琬家学渊源、又久居中台，遍读典籍，很快说道：“可令男女十五以上三十未嫁娶者五倍其算，以促其婚配。地方三老，宜促民嫁娶，早成家室。”
“五倍的算赋有些多了，改成三倍好了，年龄提高到二十岁尚可。”皇帝既是不忍心五倍算赋所造成的负担，又难以接受十五岁就催逼结婚的政策。而且政策抓得太严，难免会出现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胡乱婚配的情况，这里面还是得再议。
黄琬自然没有什么异议，点头称是。
“今天下之民，北多南少、东多西少。以往关东、河北之地，一郡便养百万民，而益州、交州之民尚不及中原大郡，其土地不可谓不膏腴，却民户稀少。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若能募中原多余之民，迁之于南，任其屯垦，岂不两便？”尚书令吴硕也想到了一点，也主动的提出自己的建议：“朝廷不妨应募无地之民徙往他处，凡是如此，皆免去三年算赋。”
吴硕这样说是有先例可循的，早在孝武皇帝时期便有官府募民屯垦边地，譬如朔方、五原、河西诸郡。只是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都比内地要恶劣，吴硕却想到了移民气候温暖适宜的南方，不得不说他也是各有想法的人。
王绛在一旁看到众人七嘴八舌的对口赋、算赋修修改改，大有将‘薄赋’彻底贯彻其中之意。按照他们的改法，今年的算赋与口赋最后收上来恐怕还没有去年的一半，再加上深受裁减的更赋，少府收上来的钱少了，王绛在朝廷上说话的分量也要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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