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北宋开国初期，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重建统一的封建政权北宋，并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亲掌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边境地区的蕃兵。禁兵是主力，最多时达百万以上，实行“居中驭外”的“更戍制”。神宗时，王安石配合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军制，一度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
同时赵匡胤又设立了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南宋军队主力为屯驻大兵和三衙诸军，体制基本未变。
宋代同样是实行募兵制，曾实行过依“兵样”选募和给兵士刺字以记军号的作法。
不止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地区出现过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其军制多带有着各自的部族特色，如辽朝部族军和两院制，金朝猛安、谋克制等。
而到了元、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封建军制晚期，因蒙、满族入主中原，军制上反映出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
元初军事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各部落按百户、千户、万户编制，上马出战，下马牧养，兵牧合一。
南下后设枢密院、行枢密院和兵部等以加强中央集权。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实行军户制和军官世袭制。明代实行以屯田制为基础的卫所军制，全国遍设卫所，控扼要害。军队分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掌全国卫所军籍，设兵部掌征讨、镇戍和训练。战时命总兵官出征，战罢兵归卫所，将印归朝，实行统军、调军与指挥权分离的，军不私将、将不专军的制度。
而到了清代，前期主要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度。
八旗兵制是以八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编组，兼有军事、政治和生产职能的“兵民合一”的满族兵制。太宗黄台吉时增设蒙古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
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已脱离生产，并分为禁旅(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军队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绿营兵制是参照明朝卫所制建立的汉族兵制。绿营兵由招募的汉人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组成，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编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月发给一定的银饷和米粮。与元代在非蒙古军中设“达鲁花赤”为监军官的作法类似。清代以八旗监绿营，八旗兵薪饷和武器装备都优于绿营兵，这是从政治角度上来发扬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军制上的反映……
但眼下，无论是哪种军制，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病，到后期一定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明朝的军户制度，可能还不及府兵制高明，凌皓自然是不予采纳的，但府兵制中途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变故而出现崩碎的可能。
至于像元朝，清朝那样“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军事制度，凌皓自然也不会采纳，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的待遇，不知道酿造了多少惨剧。
所以，凌皓所定下的这个最终军事制度，必须要做到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将来的军队必然要有能够海纳百川的襟怀，如果因为种族歧视这种问题而导致整支军队最后崩溃掉，那就只能通过不断地精炼质量和替换军事统帅来达到平衡，这样才会成为一支无往不利的天下强军。
第二，调整调兵思维。
很多时候，兵权和军权是混乱的，那么凌皓就必须确立一个调兵遣将的原则问题，即在哪些情况之下可以调兵，哪些情况之下不能调兵的区分。
关于这个问题，凌皓自然是需要仔细斟酌一番的。
此外，就是调兵需要用到的信物，像这个世界里的秦国这样，必须要以虎符作为调兵信物，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这种东西……万一有谁能够伪造出来的话，谁能够保证这个调兵者不是别有所图呢？
所以，凌皓觉得，光有虎符这样一个凭证信物可还不够，还需要配合官方授权之印章文书与一柄特制且独一无二的“天子之剑”才可以进行调兵，这三样信物若有一项是伪造出来的，自然不予受理。
第三，就是军事行动时的人数限制，即军事编户的人数确立和军事行动中的配合默契度。
凌皓思来想去，最后觉得，这个编户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暂时就定在了两千人为一整个编户，一旦遇上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可以增加到五千人为一编户。
凌皓宁可到时候在配合作战时参与到军事行动中的总军事编户多达几十上百个，也不想有人利用军队人数众多在中央集权衰弱之时，趁机谋乱的现象出现……
想到这里，凌皓想要传达给王猛的书信也就逐渐成型了，很显然，他会陈列出自己想到的这些历朝历代所使用过的军事制度，但也会同时列出它们各自所存在的优劣势，并增加一些建议和批语，让王猛酌情考虑这些不同军制其中的可行性和应用性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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