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清王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的虚价大钱，结果造成钱价大跌，交易混乱。
于是外国的轻钱也乘机而入，纷纷流入我国。
如朝鲜的“常平通宝”钱、安南的“光中”钱、“景盛”钱等，而岛国的“宽永通宝”钱更是借机大行其道。
根据资料记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修“泰莱高速路”时，在方下至杨庄路段曾出土过部分清代铜钱，多数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号的红铜质铜钱，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岛国和安南铜钱掺杂其中。
《新元史》《食货志七》《钞法》中就有“……至元十四年．……倭仁遣商人赐金来易铜钱，许之”的记载。
岛国通过各种渠道从我国取得铜后，制造轻质铜钱，然后再输出到我国换取重质铜钱，运回国熔化后再铸造更多的轻质铜钱，再输出到我国换取更多的铜钱或铜材，如此往复，财富便越聚越多。
所以，利用本国所铸铜钱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也是岛国的一大创举。
而数百年后，当其发动侵我战争时，更是直接采用了取之于华、用之于华的“以战养战”的强盗政策。
据《山东省志》第54卷所载：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时，由于银贱铜贵，外国人乘机大量收购华国制钱，在破坏华国钱币制度的同时，为本国积累战略物资(铜材)，岛国人更是首当其冲。
1915年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作为战略物资的铜材价格暴涨，在我国国内毁钱取铜之风大盛。
岛国人为从我国购铜转往他国牟利，无视几法律，雇佣国人在山东内地大肆收买、贩运、熔毁制钱为铜块后报关出口。
仅1916和1917两年间，每年就出口60余万担，值关平银900万两。
当时，岛国售给俄国的铜块，有三分之一系我国制钱，直接导致了直、鲁、豫三省制钱日减。
1920年前后，国内各省军阀纷纷滥铸铜元之时，山东的钱价较高，而银价较低，岛国人便乘机盗铸中国铜元，低价售给中国商人，分运内地，成为导致各地发行虚价铜元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莱芜、章丘、宁阳、聊城等十三县流通的部分“当四十文”的铜元，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28年8月、9月间，山东即有重量不等的由铜元熔化的铜块运往岛国。
其定期开往岛国的泰山丸、日光丸等每次装运的铜块就不下三四千块，每块约重七、八公斤。
1935年，国内实行“法币”制度，政府限期回收铜元，岛国人又乘机大量收购。
仅1936年12月，“胶海关”就从开往大连的岛国轮船会宁丸上就查出铜元3汽车。
1938年到1945年期间，日伪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大肆搜刮铜制品，除利用商人到农村公开收买外，还按户、按人头强行征收，民间积蓄的铜元、制钱，几乎被搜刮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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