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酒鬼康斯坦丁就幸运地享受了三倍的配额，但不知是他的好运引起了嫉妒，还是俄国人的死板还，总之负责团部后勤的上士梅利诺夫坚决不肯直接将三倍酒精配额发给他，因为“一人只能领一份”，要想喝到三份，只能让罗贝尔和恰班各领一份，然后送给他。
这种行为让罗贝尔想起养父在《自传》中讥讽过的那个“陆军守财奴”——在防御苏瓦松战役期间，第95团1营伤亡过半，然而团后勤官却领了该供给全营四百多人使用的物资。去领物资的准尉磨破嘴皮子也没让后勤官松口，最后还是德内尔亲自跑了一趟团部，才说动团长命令后勤官全额下发物资，而非按人头下发。
罗贝尔也在考虑，是不是和团长说一下，只要自己和恰班还活着，就直接给康斯坦丁发三倍酒精（150克）得了，反正他的酒量大得很，而且喝酒也从不误事。等歼击机团正式投入战斗后，也就是每个飞行员每天能领到150克足额酒精时，再约束他也不迟。
毕竟养父在回忆他在1917年的经历时总结了一些经验：“只要有条件，就要尽量满足部下的一切无伤大雅的需求，这不仅能够缓解战斗的刺激，也能让部下感受到你的关怀和尊重——关怀和尊重在堑壕中是无价之宝，它决定着你的部下是舍生忘死地和你去战斗，还是整日琢磨着怎么趁下次进攻的时候朝你背后打黑枪。”
“今天不能起飞了吧，中队长。”恰班少尉的俄语带着中亚味，法语也是如此。
“我从跑道上走了一圈，估计够呛，从凌晨就开始下雨，地面全泡软了。”罗贝尔回答道。
“看样子雨已经要停了，到中午不会被晒硬吗？”
“如果烂泥地这么容易就能被晒硬，滑铁卢战败的就应该是英国人。”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是因为烂泥地才输的吗？”康斯坦丁有些惊讶，“难道不是被威灵顿公爵正面击败的吗？”
罗贝尔感觉法兰西人的荣誉受到了挑战，他不由分说地讥讽道：“你们俄国人又没有参加那场战役。”
“就算有大雨，法国人的炮弹弹不起来，英国人的炮弹也弹不起来吧？”
“但是我们法国人的大炮比英国人的强得多！”
在两人就要争执起来的时候，阿尔贝特和他的两个僚机飞行员推门进来：“你们讲理论怎么讲到滑铁卢去了？”
罗贝尔似笑非笑地看向了康斯坦丁：“那我们聊聊奥斯特里茨？”
“还是讨论一下莱比锡吧！”康斯坦丁同样不甘示弱。
“得了，你们俩接着撕去吧。”恰班少尉无可奈何地起身给这两位“历史学家”腾地方，“我既不爱好历史，又不是俄国人。”
他这么一说，罗贝尔和康斯坦丁也没了争论的劲头，后者尤其害怕被来自乌克兰的政委卢申科批评“民族主义”，哪怕此时的卢申科只是笑着看他和罗贝尔顶牛。
不再跟康斯坦丁斗嘴的罗贝尔仍旧不打算“教理论”，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另一个僚机恰班的情况：“我还一直没问你呢，恰班，你的法语为什么这么好？”
“老师教的好呗。”坐在角落里的恰班微微一笑，眼神中透着一丝得意。
“哈萨克那里好法语老师可不多。”卢申科插嘴道。
“我的法语不是在哈萨克学的，是在莫斯科学的。”
罗贝尔对苏联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不了解，因此颇有几分好奇：“你家人搬到莫斯科工作了吗？”
“没错。”恰班点头回答，“我的外祖父是铁路工人，我跟他到莫斯科上的小学。”
“小学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我的天！”罗贝尔忍不住感慨，“你父母也能放心！”
话音未落，罗贝尔就挨了康斯坦丁一脚，他的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就用余光瞥到康斯坦丁在拼命给自己使眼色——看来自己准是说错了话。
难道恰班也是个孤儿？
见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卢申科硬着头皮发声试图缓和：“别太难过，恰班同志，这屋子里因为该死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多的是，你的中队长罗贝尔也自小父母双亡，全靠生父的战友拉扯大。包括我，我的父亲也在内战中逝世了——我们都吃过同样的苦，所以我们不只是你的同志，更是你的家人。”
“我的情况更特殊，政委同志。”恰班冷漠的语气遮盖不住刻骨的恨意，“我应该称之为父亲的那个杂种在我的面前打杀了我的母亲，只因为她是村苏维埃的妇女代表。”
飞行员俱乐部里顿时一片死寂，直到恰班自己提议要和罗贝尔下棋，气氛才逐渐缓过来。
罗贝尔连输三局之后，就被一中队的苏联飞行员米哈伊尔·拉夫廖夫替下去了。他又看了一会棋，最后还是阴沉着脸出了门，躲在俱乐部木屋的屋檐下看雨。卢申科见状，也跟着走了出去。
“气象部门报告，十月一日之前一直有阵雨，不过十月二日起会有强风，云彩都会被吹走，那时候我们就能出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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