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走了之后，没有再回来，只是让人带了句话，事情他接了。巡视各个地点的时候，经常能够看见他不同装束的身影。既然辛苦，就不亏待人家，安排人采购了10台自行车加上一台吉普送他们代步。
隔了几日收到爷爷电报说，扣押的物资已经通知放行了。既然如此，安排伍迪去香港主持香港物资发运陕西，明确时间到明年3月份停止发运。
民生轮船公司的来人是他们在上海分部的经理，叫谢宗恩。条件之优惠大出对方预料，就是民生公司派出领江和船员接手10条江轮，总吨位达到6000吨以上，在本年年底前使用权归我们，之后使用权归民生。同时明确必须立刻回复，自己不能再等了，让谢经理直接在别墅电话请示。一通电话，对方很痛快地签署合同，要求熟悉三天就可以进行服务了，为了提高效率，只是要求只有满足我们需要的船只，具体由他们调配。
江轮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安排武汉的物资起运重庆，老陈随物资去重庆主持大局。
感觉自己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放松下来，跑去找沈醉喝酒，喝得他大醉两次，再找就不容易了，远远看见就跑得没影了。得了，跑了正好，本来就不喜欢和特务搞在一起！
事情铺开了，就千头万绪的，你不干涉，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一过问就是一大堆事情等着你，沾了手就甩不掉。粘稠汽油被田工改进了，更加粘稠了，结果灌装成了难题，看了半天自己也没有好办法，只能让他们耐着性子一点点弄了。
小口袋做好了，安排人手一个口袋装一盒烟、一盒火柴、10块糖。让人刻了一个章，“陕西百姓拜谢勇士”，逐个盖章。也不背着特务做，还问道沈醉怎么样？什么东西只有上万了，就不是容易做的了，事情枯燥了，连杜先生的那帮小流氓都烦的不得了，只是不敢说。
卢沟桥的枪声还是如期响了！参谋长电报询问，是信号吗？自己回电报说，是极度危险的信号！注意各方反映，注意自己安全。
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就通电全国，发表了号召全国奋起抗战的宣言。朱德、彭德怀红军等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是反映最快的组织。
华北当局的宋哲元就出现了判断问题，错估了国民政府的底线和中国人民的底线；一面不想中央军进入平津影响他的权利，一面希望花点小代价和日本人媾和，对用“和谈”解决争端心存幻想；日本人没有到达目的，对他步步紧逼，一点一点消磨他的和平解决的希望。
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致电国民党政府，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并通知全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努力投入到抗战的第一线。
救国会也在7月10日这一天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在《宣言》中呼吁“战罢！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
……
上海学生已经开始了大规模游行，全国各界抗日热潮已经风起云涌了。
再次找到颜院长，说轮船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启动转移了。颜院长担心引起社会动荡而迟疑不决，自己也不能催促，建议让员工自己考虑是不是送家眷先离开；许诺去陕西的自己负责安置，尽力了就好，任何人都反感强制，给了颜院长民生的联系方式。
让管家爷爷和杜先生做一次沟通，有个准备；就安排管家爷爷马上离开上海，返回陕西。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是国民党对卢沟桥事变的公开表态，正式提出了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方针，“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其主旨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动员令。接着那些原先既反蒋又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团体也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合作。
给了沈醉自己写的如何辨别日本人的小册子。怂恿沈醉秘密抓捕在昆山和真如的商铺几个，秘密搜查、秘密审问，不要打骂，没有证据就放，有了就算抓对了。反正他们没有声称自己是日本人，日本人想干涉也没有借口。抓了四家，至少两家没有问题，搜出了日本电台。
自己早就瞄准了这几家，原来国民政府抓了日本特务，大部分都放了，担心引起日本人的抗议、给他们借口生事。所以自己也懒着对付一些日本小特务，现在时候正好，还有沈醉这些名正言顺的去做，何乐不为？看见他喜气洋洋的样子就知道收获不错，破天荒请我喝酒，连醉酒都不在乎了。
7月20日，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两天后，颜院长以主任委员身份，视察了医疗救护站和流动医疗救护车；随后安排的医疗人员全部到位，配置的医疗物资到位，医护人员开始了配合训练。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就是大，自己担心的人手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担架队人手比担架需要的还多。从伤员抬入、检查、护士安慰、等候手术、病房护理；死亡人员整理、摆放位置等等都有条不紊做着训练。自己的护卫人员被挤到了墙外，也开始配合特务进行保护、防止破坏、防空等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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