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夏元吉的话一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管理大明财政十余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很明白,永乐朝迈千古的文治武功,是建立在透支国力的基础上的——说白了,就是滥宝钞
中国是个贵金属奇缺的国家,朝廷行纸钞,在历史上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从汉武帝时就有最早的代币——白鹿皮币出现。到了宋元时,纸币更是成为国家货币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本朝之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纸币的信用问题——因为这是在用国家信用作保,来使百姓接受纸币来代替金银铜钱,一旦纸币大幅贬值,百姓的财富顷刻化为乌有,其怨气足以翻江倒海、倾覆整个国家。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是不知道滥纸币可以不费力的攫夺民财、充实国用,但都很清楚纸币信用的破产,等于国家信用的破产,甚至会导致亡国。所以不到了无路可走之时,是绝对不会饮鸩止渴的……哪怕是备受鄙夷的蒙元,也是一直到国内狼烟四起、政权末日将至时,才放弃了准备金制度,开始滥纸钞,试图穷尽民财,进行最后的疯狂。但结果是连原本还算支持他们的北方百姓、尤其是色目人,也视他们为仇敌。使朱元璋的北伐大业进行的异常顺遂……
大明代元后,按说应该吸收前朝教训丨更谨慎的对待纸钞的行,但是大明的统治者朱元璋,竟不听朝中有识之士的苦劝,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贸易,把朝廷行的大明宝钞,定为唯一通行的货币。而且不规定行限额、没有行准备金、更不可兑现成金银,这就为大明朝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在宝钞行之初,因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洪武皇帝的威望和大明朝的信用,都在最高的顶点,所以宝钞的币值还算稳定,百姓尚且也认可这种纸币。但大明朝钞法的又一个弊病——倒钞法,在宝钞行十年之后,就引了第一次通货膨胀。
起先,因为之前行的货币,6续出现了破损昏烂的现象,洪武九年,朝廷定倒钞法,在各地设行用库收换昏烂钞。但四年之后,又规定了调换昏烂钞的界限,凡票面金额、文字可辨认的,都可以继续使用。使百姓基本上没有以旧换新的可能。
虽然朝廷规定,百姓不许拒收旧钞、不许对旧钞折价,但实际上,官府收税只收新钞,而民间对旧钞则降价使用甚至拒用,这就形成了新旧钞的价格差别,造成了货币贬值,损害了朝廷的信用。
到洪武末年,一贯全新宝钞只能换四百钱,在江西、福建等地,甚至只能换二百五十钱左右,二十年间,货币贬值了六成,使老百姓对宝钞畏之如虎。只是国人更怕杀人如麻的朱元璋,只能默默忍受罢了……但朱元璋总体上,还是爱惜朝廷的信用,也体恤百姓的,并未将宝钞视作掠夺民财的手段,在这种极端不要脸的钞法下,二十年还能剩四成面值,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奇迹了。
到了永乐朝,一心要做千古一帝,证明自己才是大明皇位最佳继承人的永乐皇帝,开始了震古烁今的大手笔,征蒙古、征安南、修运河、修大典、下西洋、使西域、营建北京城、在武当山修真武大观……这些事情随便拿出一样,就足够一位皇帝荣耀一生,朱棣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全都做到了极致,令大明朝的文治武功迈绝汉唐,无与伦比
但是这些丰功伟业背后,是大明朝国力民财的快枯竭,事实上,几年功夫,朱棣就将老爹留下的丰厚家底花光,国库里一个铜板都不剩,永乐朝的大工程们,却依然轰轰烈烈的马不停蹄。这当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奇迹,而是靠一项无耻之极的恶政在支撑——就是滥宝钞
永乐朝廷的宝钞行,推行只出不进的流氓政策,朝廷一应支付如放官俸军饷、收购物资、雇佣民夫,一律用宝钞支付。但朝廷收取租税时却只肯收实物或者铜钱,只搭收少量新钞,或于脆不收宝钞。这根本就是**裸的抢劫百姓的财富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大明百姓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宝钞的也已经形同废纸
从洪武末年的一贯新钞可抵四百钱,到如今一贯新钞只能抵二三十文钱,旧钞更是一文不值,只用了十余年时间,大明宝钞就贬值了二十倍,那些宝钞代表的财富自然也烟消云散……事实上,尽管朝廷为了维持宝钞的地位,三令五申不准用金银交易,但商人们宁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铤而走险用金银交易。小老百姓之间,更是宁肯采取原始的以物易物,也不肯用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至于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大明官员更是早就只认金银不认宝钞了。
大明宝钞被百姓彻底抛弃的那一天,已经真的不远了……作为大明的户部尚书,夏元吉自然对此忧心如焚,为了推行宝钞,他一面命宝钞提举司暂停新钞,一面修改倒钞法,加大对昏烂钞的回收力度。同时竭尽全力推行‘户口钞盐法,,‘门摊课程法,,让百姓用宝钞买盐、让商人用钞交纳门摊课。强制商人和普通老百姓用钞,才勉强阻止了宝钞币值的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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