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李世民最后加强了政事堂的地位，改变了朝廷中枢的程序。在之前，诏敕多由中书出令，可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此当时宰相议政，不是在诏旨拟定之前，而是拟定了诏旨之后才来议论。
这种议论，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也正是原先政事堂设立于门下省的原因。
宰相们的政事堂议政，成了一个对中书决策把关的地方。
李世民调整程序，政事堂虽还在门下省办公，但却已经改成朝廷军国政务，决策出于政事堂，然后再交给中书省草令，再门下省审议，最后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来，中书和门下两省也不容易发生矛盾了，效率也提高了，最重要的还在于中枢决策大权彻底到了政事堂中。
虽然后来李世民觉得政事堂权力过大，于是又搞了一个翰林院出来，搞出了翰林草拟内制，白麻宣相等这些事来，但总体来说，自皇帝改革政事堂后，中枢效率确实提高了许多。
只是后来皇帝又取消了左右仆射首相次相之权，搞出了政事笔，轮值执笔主持政事堂会议，从最初的一月一轮，到后来半月一轮，再到如今一天一轮，宰相们不论本职是仆射还是侍中又或是平章或是参政，其实已经没有主次之分了。
“今天的政事堂会议，九位宰相除了秦太尉和李平章外，其余七位都到了，另外我还召来了六位中书舍人和四位给事中，此外政事堂五房堂后官也都叫来了。”
见长孙无忌这么郑重，大家也都凝重起来。
“是有大事发生吗？”御史大夫、参预政事马周问。
“有大事将要发生，首先第一件事，是陛下要扩建九成宫和洛阳宫之事，这么重要的事情陛下未经政事堂便直接斜封墨敕传令工部和将作监，此事实乃违制。我以为，当驳回！”
秦琅没料到李世民的大舅子，今天居然要驳回李世民的中旨，倒觉得有些稀奇起来。
以往李世民没少干这种乱发中旨的事情，各部门也都捏着鼻子马虎承认了，可如今长孙无忌要认起真来，这事情政事堂还确实能干。
毕竟制度赋予的权力在这，虽说这权力本身也是李世民给的。
用李世民给的权力，来否决李世民的旨意，这事听起来挺神奇的。
魏征马上站了出来，高声支持。
“政事堂者，君不可心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
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
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
可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幸，乱不可以启之以萌。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
“故曰：庙堂之上，樽俎在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魏征慷慨激昂，平时很看不惯房玄龄长孙无忌秦琅等人过于奉承皇帝的行为了。今天他大声提醒众人，政事堂是国家宰相，不是皇帝的随从，得有立场得有规矩，不能逾越。
皇帝乱命可以驳回，斜封墨敕可以不受。
非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制敕，门下省的给事中不可以读署，今天皇帝要修九成宫要修洛阳宫，旨意出自随侍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岑文本，政事堂今天就要执奏驳回。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前三种事关国体，是大事。后四种，只是朝廷日常运作，属于小事。大事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
可不管大事小事，都是有制度规定的，就算皇帝侵夺了相权，搞了翰林院分拟内制，但这也是新规则，皇帝也不能随意再次打破自己订下的新规则。
翰林院的内制权，也是有范围的，现在就再次突破了既定范围。
比如这修九成宫和洛阳宫，皇帝就无权直接绕过政事堂给工部和将作监以及地方官府下令。
“驳回！”
这件事上，七位宰相态度一致，全都表决驳回，长孙无忌以政事笔记录下来，而六位中书舍人和四位门下给事中，因为这事也一样涉及到他们的核心权力，自然也都附议。
宰相们在政事堂是宰相，回到本司是长官，在政事堂决策过程中，中书门下和尚书省三高官官们都已经参与商议，因此只要政事堂上得出决议后，便可交由中书省直接由中书舍人出令，然后交给门下省给事中读署通过，无需再行封驳。
九成宫修不修，洛阳宫修不修，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修的命令得由谁来下，明显，政事堂已经不能再容忍皇帝一而再的侵夺相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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