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嫡母、父亲各服斩衰三年，但这也累计九年了。
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永乐之后宣德、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二是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间，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
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尚书、侍郎、地方巡抚、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
只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礼法问题，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谋而后动，讨厌打无准备的仗。
杨文斌之父杨邦基是皇后李瑶的养父，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从理论上来说，杨家也算皇亲国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没有按外戚的标准对待杨家，不仅没有赏赐杨家爵位，也没有赏赐杨家府邸。
只是在李瑶受封为皇后的那一年，赐了些云锦、布匹、绸缎、书籍等物品给杨家，说是感念杨邦基对皇后的养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没有把杨邦基当成外戚，而是视其为能臣干吏。
否则他不会在杨邦基去世后，亲笔为对方写祭文悼念。
毕竟，朝廷对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禄养着，一般不会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杨邦基坐实了外戚的身份，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顾虑重重，难以有所建树。
也正是这个原因，朱高煦才会在杨文斌第二次丁忧时，忍住了对丁忧礼制动手的冲动。
一方面，杨文斌是新科举制下的农业科进士，在府县任职期间，于农业方面颇有建树。
另一方面，杨文斌是杨邦基之子，若朱高煦对杨文斌夺情，那么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及礼法问题。
所以，朱高煦便开始布局，近三年每隔两个月就会让人在《金陵旬报》、《京师旬报》等报纸上刊登一些攻击丁忧弊端的故事——主要以某些能臣干吏的真实丁忧经历来引发读者们的共情。
“爹，容儿子给您说一说杨文斌的两次丁忧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高煦见朱棣若有所思，便再次开口道。
“也好。”
朱棣点头道。
于是，朱高煦将其中详情慢悠悠道了出来。
明朝以左为尊，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制后，在没有设置巡抚的省份，通常只设一名布政使，右布政使任职一年无过错且有政绩，则会调任左布政使。
乾熙六年时，按大明吏部相关的升迁规定，时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杨文斌可以调任为左布政使。
就在那一年的二月，杨母去世，杨文斌不得不丁忧三年。
对杨文斌而言，错过升职的机会，并不算大事。
可这对大明朝廷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因为按资历升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李子郁却是个平庸之人，他在任一年不仅毫无建树，还竟然胆大到挪用修建道路的专款。
虽然后来李子郁与涉桉官员被朱高煦斩了，但其耽误了朝廷修建甘陕直道的工期，更是对甘肃官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倘若当时杨文斌被朱高煦夺情起复，那么后面也就不会有李子郁贪腐桉的发生。
四年前，官复原职没多久的杨文斌，在到任后准备做出一番政绩的时候，他的父亲杨邦基去世了。
于是，杨文斌再次丁忧。
有了前车之鉴，杨文斌丁忧期间，甘肃左、右布政使空缺，吏部公议后奏请以贵州左参政刘应奇出任甘肃右布政使之职。
朱高煦对刘应奇有所了解，知道这个出生于广西的中年官员是个实干派，于是便批准了吏部所请。
然而，刘应奇上任后，只干了三个月，就因为南北气候差异过大，水土不服，以及思乡情结，导致脾胃失调，开始变得吃不好，睡不好，身体状况日益下降，于次年初夏生了一场大病。
若非朝廷从永乐初年就开始分科取士，于各府县城修建官营医馆，以师带徒的模式培养技艺高超的医药科进士，只怕生活在甘肃的刘应奇会被那次大病夺走性命。
刘应奇这一病，甘肃各级衙门的政务虽然还能正常运转，但布政使衙门却没有了震慑宵小与稳定官场人心的一把手。
于是，布政使衙门下的几个参政、参议等属官开始了勾心斗角，他们的争权夺利，严重扰乱了甘肃官场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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