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六十八年，正朔。
天子开大朝，于未央正殿受百官朝拜，万邦朝贺。
……
其实没有万邦，西域那些寡民小国的使臣乃至国君皆由大行令窦浚接见打发，有资格登殿觐见的就外邦藩王就唯有东瓯王和闽越王，况且两人还当殿呈递了举国内附的国书，献国于朝已成定局。
大汉皇帝刘彻故作为难，但“抵不住”两位藩王苦苦哀求，文武百官齐声劝谏，也就顺势允了。
东瓯和闽越皆是除国，却未设郡，仅在两国都城设县开府。
东瓯国都瓯城，为后世的温州，故更名为温鹿城；闽越国都东冶城，为后世的福州，则更名为福榕城。
高祖刘邦曾明言，异姓不得再为诸侯王，故东瓯王和闽越王皆只能赐爵列候，位秩同于刘氏列候，居异姓列候之上。
东瓯王欧贞鸣封为温鹿候，食邑为温鹿城；闽越王邹馀善封为福榕候，食邑为福榕城。
两位列候可收封邑属民租赋，但不得设官治政，商税也仅能依相应比例收取，朝廷的大农府会抽取大头，两位列候亦不得另行加征。
依惯例，大多列候都必须常住其封邑，无天子诏令不得随意出封邑，更不可随意入京。
天子刘彻却为两位列候开了特例，允其可常住京师，并可将家中亲眷乃至麾下僚属皆迁来长安安置。
皇帝心中是甚么盘算，群臣看得清楚，两位列候亦看得清楚。
他们本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此时更是干脆，忙是跪伏顿首，谢主隆恩。
温鹿城和福榕城皆要开县设府，按理说两县的县令该有丞相府研议人选，由公府审定核查后调派，皇帝不会亲自指派此等低品阶的官员。
天子刘彻却又是破例，指派了两位县令，任太中大夫韩安国出任温鹿县令，兰台令史主父偃出任福榕县令。
群臣皆是讶然，对陛下的用人颇是摸不着头脑。
韩安国过往曾任梁国内史，梁王入朝请罪后，韩安国便被人为太中大夫，为汉帝刘启幕僚，秩比千石，现今让他去做县令，是要贬官么？
主父偃这兰台令史倒是平调，但从京官调去做偏远之地的县令，也是带着贬谪的意味，何况弱冠之年的主父偃没处理过实政，真能主政一县？
刘彻自不会向群臣多作解释，这两个皆是闻名后世的大牛人，若连两个归化的外邦都城都打理不好，日后也就别想再获得刘彻重用了。
韩安国的太中大夫替他保留，温鹿县令乃兼任，让他领两份秩俸，若这都不乐意，不理解皇帝的良苦用心，好生替朝廷办差，那也就该弃用了。
主父偃则不似司马谈那种纯理论派，既是信奉大一统学说，就该多多实践，积攒实务经验，去引导外邦归化正是最好的机会。
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多给他们机会，不怕犯错，就怕一错再错，谁也不是生来就全知全能的。
刘彻看好年少的主父偃，就如同昔年看好东郭咸阳和孔仅，自然要为他提供成长所需的机遇和养分。
当然，适当的助力还是要为他提供的。
刘彻又是谕令登殿参加大朝会的中尉张汤，着他从中尉府抽调得力的部属，出任两县的县尉，乃至调派大量吏卒。
更着已回京复命的太尉李广研拟，向两县各调派万名边军将士，长期屯驻。
散了大朝，殿内群臣皆是纷纷恭贺两位新晋的列候，急着与二人攀交情。
过往欧贞鸣和邹馀善为外邦藩王时，大汉群臣可不敢与之多来往，免得犯了忌讳，现下他们成为大汉列候，可就没了那些顾虑。
两人的封邑可是在原本的国都，且不提是海上商路的中转点，光是东珠的重要产地就足以让各世家大族眼馋，还有诸多两地特产，与两人搞好关系，有赚没亏的。
欧贞鸣和邹馀善想着日后也会常住京城，与这些位高权重的“地头蛇”搞好关系大有好处，自也笑面迎人，来者不拒，甚至应下了数位重臣的邀约，打算寻休沐之日过府饮宴。
两人在长安城过得滋润时，东瓯和闽越先前抽调出去征讨南越的大军则早已接到他们发布的最后一道王令，正在南越接受整编。
随着西瓯和雒越各部逐一被剿灭，两国最初集结的二十万联军也逐步抽调回国，进行大规模的遣散，让他们带着家中妻儿老小迁徙到豫章和丹阳两郡。
现下两国联军仅余四万骑兵，皆是东瓯和闽越最精锐的将士。
刘彻觉着若也将之遣散太过可惜，大汉连胡骑和羌骑都可收编，这四万骑兵也该纳入旗下。
毕竟还有大汉西南方尚有夜郎，滇国和哀劳，还有后世东南亚那些矮黑人，岭南不可能不屯驻兵力的。
因而刘彻让欧贞鸣和邹馀善向联军将士发布最后的王令，让他们日后接受大将军郅都调派。
四万骑兵恰好设两个骑军校营，虽分别名为瓯骑和闽骑，但两校的将士是打散后混编的，倒非真是纯粹的本族袍泽，较为类似胡骑而非羌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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