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大汉境内的治安愈发良善，也与鼓励类似的境外捕奴活动有不小关系。
大汉百姓再淳朴勤劳，也终归会有好逸恶劳的闲汉，不愿苦哈哈的在地里刨食，也不愿到作坊务工，就想着发笔横财，过上锦衣玉食的舒坦日子。
应募捕奴，无疑是个好差事，虽有不小风险，但获益也大，玩命做个三两年，但凡没死在外头，回来的多半都能成家赀不菲的富家翁。
毕竟除却掳掠到奴隶能得的赏钱，抢到的缴获也能依章程与主家照比例分润，真若运气好，抢到些珠玉珍宝甚么的，莫说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指不定还能给子孙留笔不菲的家业。
当然，亦多有不敢玩命应募捕奴者，然他们也没甚么能力横行乡里，就是群小混混，无论在甚么年月，这类人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黑白两道都混不开，实在算不得社会毒瘤，顶多是小小渣滓罢了。
尤是汉人铁血尚武，绝大多数男子都服过两年兵役，朝廷对寻常刀剑的管制也不甚严苛，除却强力军弩等精良兵械，百姓家多有自制的弓矢刀剑，小混混们若是闹得过火，指不定没等官兵出手，街坊邻里就会跳出几个退伍老兵，将他们扭送官府了。
捕奴行当，不宜摆上台面，然皇帝刘彻却是知晓，这个行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朝廷固然能强力打压，却会连带影响到贩奴贸易乃至境外殖民，也会引发不小的非议。
堵不如疏！
与其强力打压，迫使其转入地下，成为更大的隐患，倒不如暗中疏导，既有利于朝廷监管，亦能让他们无偿的为汉军建立更多的海外桥头堡，甚或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军事情报，譬如地势，天候，蛮夷的势力分布……
正是出于此等考量，故汉廷近年虽已鲜少再颁布官方捕奴政令，但民间的捕奴行当却愈发兴盛，除却西域诸国和塞北乌桓，境外凡汉人能履及之地，皆多有“汉寇”出没。
要分辨“汉寇”和“胡寇”，实是不难的，但看是否远离各处商道，有否袭击打出汉商旗号的商队，就能明晰“汉胡”寇匪之别。
莫说诸多外邦小国，便是巽加和安息这两大强国，近年都不胜其扰，再三向汉廷大行府遣使，送上国书，要求汉廷管束子民，勿教他们为祸友邦。
大行令张骞却是反咬一口，言称两国污蔑汉廷与盗寇有所牵涉，实在欺人太甚，若不好生给个交代，怕是要影响邦谊，惹得我大汉天子震怒。
“你等回去告知自家国君，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勿谓言之不预！”
张骞对面色惨白的两国使臣如是道。
于是乎，巽加与安息也只能吃下这哑巴亏，再未提及此事。
安息军力强盛，出兵剿匪没甚么大不了的，故“汉寇”也没敢在安息境内太放肆；巽加则因“汉寇”掳掠的绝大多数都是贱民，对雅利安贵种而言，除却面子上过不去，实则也没甚么真正的损失，贱民本就是雅利安人“不可触碰的污秽”，做奴隶都嫌脏，被“汉寇”掳走也没甚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再换批掏大粪的罢了。
两大强国受得了，哀劳却是遭不住的。
哀劳虽是疆域广袤，却着实地广人稀，数千里疆土不过区区六十余万属民。
尤是哀劳关闭与大汉的边市和商道后，敏锐的汉商们就嗅到两国交恶的意味，暗中招募的捕奴队对哀劳下黑手，更是再无过往般有诸多顾忌。
哀劳守军稍不留神，周边地域就是整村整寨惨遭烧杀抢掠，寇匪行凶后，为掩蔽行踪或阻截追兵，甚至不惜纵火焚山。
数月间，西随水畔的哀劳腹地端是烟硝漫天，横尸处处，便连居于西随水下游入海口的大汉胥浦城，都屡屡见得上游漂来的腐臭浮殍。
胥浦太守徐隅真真急了眼，召集各大商团主事，疾言厉色的明言，让他们约束好境外的手下，不得在汉境周边焚烧山林，更不得随意往西随水弃尸。
否则到了春夏交际之时，蚊蝇丛生之季，胥浦之地一旦爆发疫病，他的官位还如何保得住？
商团掌事们晓得太守绝非虚言恐吓，断人仕途，如杀人父母，徐隅得为牧守边郡的封疆大吏，背景自然硬实得很，一旦真急红了眼，连他们背后的东家都未必给面子，更遑论要惩治他们这些小角色，判个就地斩决都不带犹豫的。
于是乎，哀劳东北疆域渐渐安稳下来，然南境却又是处处告急，哀求国君尽速派兵前来剿匪。
“三面汉军皆是磨刀霍霍，倾举国之兵严加防范尚是捉襟见肘，又如何能分兵剿匪？”
哀劳国君满脸倦容，阖上眼睑，长叹道：“传吾王令，遣些将士护送南境百姓迁徙，暂避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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