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正是宋哲宗赵煦亲政的第二年。
绍圣年间，北宋朝表面看似和平繁荣，实际上是暗流涌动沉滓泛起，特别是在朝堂上，党争不止，动荡不安。整个国家已是积弊甚深、沉疴已久，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不得自知。
元佑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赵煦亲政。
亲政后的哲宗赵煦，出于对高太后的不满和厌憎，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改元绍圣，任用新党主将章淳、曾布、李清臣、杨畏、吕惠卿、蔡卞、蔡京、许将、林希、张商英、黄履等大臣，联手对元佑旧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和打压，追贬文彦博、司马光、吕公着等人，司马光、吕公着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赵煦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
贬谪吕大防、刘挚、赵彦若、苏轼、黄庭坚、范纯仁等元佑旧党人，甚至下令除范纯仁之外的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录用，一贬再贬。吕大防、苏辙、刘挚等人先后被贬黜至岭南；范纯仁被贬至湖北，安置永州；黄庭坚先后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韩维罢官；苏轼被远贬于岭南惠州，又进而被贬到昌化军海南儋州；程颐也被贬往涪州；其他在世的元佑大臣也几乎都被远贬到岭南。
岭南是蛮荒之地，不服教化之地，山高路远，山穷水恶，瘴疠横行，对于被贬至岭南的人来说可谓九死一生，即使不死也会脱层皮。党争愈演愈烈，以致于后来，新党自己内部也上演狗咬狗的闹剧，李清臣、杨畏、吕惠卿、刑恕、林希等先后也被章淳贬出京城，外放地方为官。
这场所谓的以恢复新法为号召的绍圣绍述，实质上只恢复了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所谓新党，并没有想着如何强国强军，所有的的心思都放在了如何打击报复元佑旧党人的身上。
绍圣绍述的这一场折腾，使积重难返的北宋朝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后面山河破碎的悲剧也就注定了。
真可谓是生逢乱世，悲催啊，竟然穿越到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来了！如果没有什么改变，自己再过二十多年就沦为亡国奴了，武植想想就觉得窝心丧气！
自己要想改变这现状，改天换命，必须要有实力才行。而实力是什么？无非就是钱、权、兵，有钱有权有兵才是立足之本！
现在要有钱有兵实在是困难，那就先从有权入手吧！而眼下的贡举就是抓住权力的敲门砖！
所以，武植一定要早点参加科举大考，争取早日当官，拿到权力，其他的再慢慢筹划。
绍圣二年五月初十八这天，夏至，巳时（上午九时），武植一个人坐在小书房里，默默地梳理着头绪，握了握拳头，暗自下定了决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眼下的宋朝是文官治国，一直以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抑武。
绍圣以后，朝廷遵循熙宁试策之制进行人才选拔，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文官特别是京朝官选拔的重头戏就是进士科贡举考试，每三年一开科场，一般先在各州府举行。须经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层层选拔，及第后方可入朝为官。
解试，也叫州试，是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也是后来的明、清的乡试。地方州府所举行的解试，一般都于秋季举行，故又称“秋斌”。州试时，由诸州判官主持报考进士的士子的考试，由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考官不懂经义，可选次一级的官员充任，但要经判官监考。试卷上要加盖“长官”之印，考官和监考官还要在试卷后面签名。如发现作弊考生，当场驱逐，考官受贿舞弊，要受严厉处分。
每逢科场年，解试会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共考三场：第一场试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诗赋或词各一首；第三场是是子史论一首，时务策一道。举人解试合格，由州府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
省试，也称为春试，即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于次年春初参加“省试”，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故又称“春试”。所谓“省试”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实为礼部所主持。
“贡生”到京后，要向礼部报到，写明家状、年令、籍贯及参加科举次数，取得省试考试资格。试前礼部先发一“都榜”，亦称“混榜”，也就是座次表。省试考试之日，考生到达贡院后依次就座，锁院，考生不得离开，食宿其间。知举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以向出题人提出，出题人则须详细解答。考试完毕后，开门放考生出院，试卷入柜。另外还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带入，除官员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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