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众人赞美的丁谓果然不负众望，淳化三年考中进士，在短暂的大理寺工作之后被朝廷派到了西南的夔州（今重庆奉节县）任职。到了夔州丁谓才发现，当地人已经反了。
这就坑爹了，朝廷安排的工作岗位居然是个造反窝子，丁谓来之前并不知道有人造反，也没带一兵一卒，但是来都来了，总不能灰溜溜的逃回开封，丁谓直接孤身到了叛军营地，找到叛军头子要求谈判。
谈判的过程已经没人知道了，但是史书记载丁谓给了叛军三个条件：之前造反杀掉不少当地官员的罪名既往不咎；根据朝廷管理边民的政策允许当地百姓自己养马，并且政府定期组织榷场以方便马匹交易；夔州当地产盐，政府组织百姓生产然后统一与旁边州县交易，换来粮食满足当地百姓需要和军需。
叛军被丁谓忽悠住了，之前的地方官从来不与自己对话，这突然从中央来了个人居然提出了如此宽厚的条件，这谁还造反？叛军高高兴兴的歇菜了，不打了，都回家干活儿去。
远在西南的丁谓治理边民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开封，引起了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的注意，向首相李沆提出，夔州的丁谓是个人才，应该提拔重用，没想到李沆不同意提拔丁谓，还告诉寇准，丁谓品行不端不能提拔。
寇准纳了闷了，这好好的人才怎么就不能提拔了？
优秀的丁谓马上迎来了人生第二场表演，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开打，朝廷把丁谓派到黄河北岸的濮州（今河南濮阳）抵抗辽军，丁谓到任之后辽军已经在河北形成了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濮州老百姓人心惶惶，都不愿待在黄河北，想要渡河到黄河南。
为了妥善安置老百姓，政府组织了渡船，加上民间个人的渡船，每日摆渡想要过河的人，但是人多船少形成了挤兑，个别船主开始坐地起价。丁谓知道了之后安排人偷偷从牢房里带出来几名死刑犯，打扮成民间船主的样子，以打击坐地起价的名义当着所有渡船的面一个个的斩杀，这样一来可把加钱的船主吓坏了，丁谓趁机组织所有船只加班，用了三天时间把想要渡河的百姓全部送到了黄河南岸。
老百姓跑了，契丹人可没跑，丁谓想了个办法，把城里的青壮年召集到一起，沿着黄河布置旗帜，鸣金敲鼓好不热闹，辽军远远的看到濮州区域又是摇旗又是呐喊又是鼓锣齐鸣，也搞不清楚宋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鉴于当时河北宋军主力依然在虎视眈眈，辽军根本不敢打任何没有把握的攻坚战，濮州在整个战争中安然无恙。
澶渊之盟后，能文能武的丁谓回到中央，担任三司使。
一个顶级经济学家同时执掌财政部和发改委是一种什么体验？就是北宋景德年间丁谓之于国家的体验。
丁谓就任三司使之后，首先就发现了北宋川陕地区由于以往从岭南运送粮食导致积累了大量军需储备，接收的盐和当地产的盐加在一起形成大量库存，于是从中央层面主导将一部分盐换成了布帛，解决了大量军费，也稳定了川陕的物价。
接下来，丁谓又搞了个大动作，他搞了一次人口和土地的大普查。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都能感受到，每一次人口普查的麻烦，社区登记、异地工作、人户分离等等一个个专业词汇简直能把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累晕，更不要提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这项工作的繁杂程度。
工作有困难不怕，办法总比困难多，丁谓向中央要来了政策，在各个州县专门增设一名“劝农使”，直接对三司负责，经过艰苦摸排汇总，景德三年年底终于完成了此次大普查，调查出了大量隐瞒的土地和隐瞒的人口。
根据丁谓的年终总结，当年国库总收入达到6373万贯，比未普查之前的咸平六年多处346万贯，涨幅达到5.4%。
如果放在今天，哪位经济学家主持实施一项政策，能让我们国家的GDP跨越式的增长5.4%，估计要被全国人民当成神一样敬仰起来。
仅仅是增加点国库的收入远远不是丁谓先生的追求，搞完人口土地普查之后，丁谓又主持了一场变法改革，变法的对象是茶叶。
茶叶是古代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作物，如同当今社会的烟草一样，重要的经济作物往往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茶贩子流窜式各地倒卖，搞得国家收税收不上来，茶价也很不稳定。丁谓变法的措施是在全国各产茶之地强化官方统一收购，增加官方开办的榷场，各地严格管理茶叶交易必须在榷场进行，不得私下贩茶，各地官府根据榷场交易量收取茶税。
茶法改革之后，单独茶税每年所增加收入达到200万贯以上。景德年间开始实行新茶法，到了大中祥符年间，茶税每年增加收入更是超过了300万贯，给国家增加了大量稳定收入。
正是因为丁谓这种出色的财务管理能力，才让他在面对真宗询问封禅泰山费用时自信的回答，大计有余。毕竟，政府财政要是破产了他丁谓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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