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罢相其实早有征兆，以北宋的政治传统来讲，王安石能够在朝中主持变法多年屹立不倒才是奇迹，而这个奇迹最终也没能抵挡得住政治环境的恶化。
熙宁三年二月，已经出任地方的前任宰相韩琦上梳，提出了在他辖地的河北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青苗法是按百姓的贫富程度划分成五等来发放贷款的，最富的一等户放贷额度最高，最低的五等户放贷额度最低。
金融从业者都了解这么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控制风险，越是还款实力强的越要给予其大额贷款，而越是还款实力弱的越要减少对其的贷款额度。
而青苗法，说白了就是国家主导的一项金融政策，既然是金融政策就必须要遵循金融风控的原则，可问题又回来了，国家跟金融机构能一样吗？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而国家是要控制贫富差距的，天下苍生必须一视同仁。
韩琦在奏疏的最后提到，河北地区大量富户借到贷款之后自己用不上，就把贷款又放给穷人，穷人还款时候就要还远高于青苗法的利息。原来只是富人盘剥穷人，现在政府在里面插了一脚，变成了政府和富人一起盘剥穷人，民不聊生。
韩琦对英宗和神宗有恩，神宗一向很尊重韩琦，奏疏也很重视，把奏疏拿到中书给宰执们看，说韩琦这份奏疏反映了一些问题，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推行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王安石一听就不乐意了，合着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搞变法，神宗您听到前朝老臣上梳就开始动摇了，反驳神宗说就算是青苗贷款强行摊派下去，总的来看对国家还是利大于弊，怎么能因为一点儿反对声音就打退堂鼓呢？
眼见神宗有所动摇，气愤的王安石称病不朝了，神宗考虑再三，下诏要求废止青苗法。正常情况下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执的商议之后才能颁布，宰执里的主心骨不在，神宗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就叫副宰相赵拚去请王安石回来上班。
王安石拗得很，你不是动摇了吗？我不玩儿了，上梳一封请求罢官离京。
神宗就算再怎么动摇也不能没有王安石，为了劝慰王安石，神宗找来翰林学士司马光替自己写一封诏书表明对王安石的信任，宰相大人你赶紧回来吧。
神宗真是找对人了，作为王安石执政的死对头，文采飞扬的司马光先生可毫不客气，诏书里夹带私货，狠狠的嘲讽了王安石一番，说王安石搞变法搞到一半，把国家搞得鸡犬不宁百姓遭殃。
要放一般人写一封不痛不痒的诏书、，王安石估计看了之后不会当回事儿接着装病，可司马光的嘲讽太深刻了，给王安石惹毛了，马上就回了一封奏疏针对嘲讽一一辩解。
神宗收到王安石的奏疏一看满腹狐疑，怎么奏疏里言辞这么激烈，再回头一看司马光给自己代笔的那封诏书全明白了，司马光这货是在嘲讽王安石呢，赶紧又亲自写了一封诏书给王安石赔不是，解释上一封诏书是司马光写的不是自己本意，以后一定自己亲自拟定诏书。
君臣二人经过这一番波折，反而消除了误会，王安石又回到朝中继续主持新法。
惨遭司马光戏耍之后，王安石提高了警惕。正巧这时候老宰相富弼彻底辞去了相位出任地方，枢密使陈升之进入中书任次相，枢密院依次递补后空出了职位，神宗想提拔司马光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
王安石找到神宗，劝神宗说司马光表面上劝谏皇帝，其实都是给下面的官员做样子看的，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让他发发牢骚上上奏疏可以，但让他进入宰执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他不行。
王安石觉得司马光不行，司马光觉得王安石瞎搞，使者把枢密副使的任命诏书给司马光送了九次，司马光上梳拒绝了九次，在奏疏里推辞说，编修史书、做学问、提意见，这些自己都擅长，但是真正让自己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那陛下你先把新法废除了再说。
在王安石的极力反对下，司马光最终没能进入宰执，熙宁三年九月，眼看阻止新法无望的司马光连续上梳辞官外放，神宗多次挽留无果，安排司马光出任陕西永兴军地方长官。
司马光离开不久，曾公亮以年老提出辞官，接着陈升之母亲去世回家丁忧。到了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首相，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王安石站到了大宋政治舞台的权力巅峰。
升任首相后的王安石更忙了，新法本身需要加大推广力度的，地方上的新法执行的不到位的，朝廷里对新法有意见的等等都需要他去处理。
新法的执行有吕惠卿等得力助手分工协作，而王安石要把朝中的反对声音及时扑灭，在司马光离开中央之后，反对新法最大的刺儿头就是苏轼。
苏轼与苏辙兄弟自幼出生成长在四川眉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非常重视两兄弟的教育，从小教育两兄弟各种古籍经典，两兄弟学习方面天资聪颖，有如神助，尤其是苏辙，读完一本书可以轻松复述，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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